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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的乌托邦——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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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的乌托邦——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08 责任编辑：admin ］

　1843年是个重要的年份。马克思终于在6月12日与他的燕妮结婚。或许曾经放荡不羁、让父母伤心的小卡尔已经领会了“责任”的内涵，它使这个25岁的青年，不仅在个人生活上、还在理论探索上，逐渐走向成熟。就在新婚后的那个夏天，他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写于那个秋天，而卓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完成于冬天。
　　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但他对这一事实从来保持沉默，甚至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一种置身事外的“科学”的客观态度来谈论同胞。这毫不奇怪，对于一个学者来讲，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本是应当的，何况马克思在1835年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经表明了他愿意为全人类服务的决心。他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不应局限在狭隘的利己主义圈子里，而要寻求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整个社会的道路和手段。他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局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恩全集》卷40页7）能否认为这个17岁的男孩子所具有的伟大抱负与崇高理想已经预示了日后他对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或神学问题，特别是在政治解放完成了国家比如北美，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政治解放的完成并非意味着宗教的消失，政治解放只是驱除国家的宗教性，而信仰宗教的自由却保留在市民社会中并获得充分发展。
　　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专制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未分离，市民社会本身带有浓厚的政治国家性，政治权利属于享有特权的等级，因此只表现为统治者的特殊功能。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使市民社会成为利己主义个人组成的特殊领域，而国家从中独立出来使公共事务与政治功能具有普遍性。
　　但政治解放并非意味着人类解放的实现。宗教这一“缺陷的存在”仍然存在，更要命的是，市民社会成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进行的战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石，这意味着市民社会是非政治性的，而作为市民的个人与作为公民的个人是分裂开来的。而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异己的力量，是神灵的世俗化表现形式。
　　但人毕竟是类存在物，既然“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政治解放只是走向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那么，“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马恩全集》卷1页443）
　　就现实来讲，犹太人反而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犹太”意味着做生意和金钱势力，现代社会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犹太性。现代犹太性的发展同时离不开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了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马恩全集》卷1页450）因此，犹太教和基督教形成共谋，现代性的精神基础是基督教，而肉体形式是犹太教。现代性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狭隘性上的宗教幻象，但它毕竟已取得现实存在的形式，而且其生命力显得很顽强。马克思的结论是：“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马恩全集》卷1页451）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现代犹太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答案。
　　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1、犹太人在过去因为宗教特殊性而成为民族问题，在现在因其经济普遍性而成为人类问题。
　　2、 “犹太”是一个贬义词，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的自私性、狭隘性、财迷性，更为重要的，非政治性。
　　3、马克思着眼点却是“自由”问题，“怎样才能使人类更加自由？”（《马恩全集》卷1页444）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真正的自由，相反却愈来愈走向被奴役的地步。“政治共同体”的理想使人想到古希腊或罗马的城邦共同体。
　　但马克思是朝前看的，他的“政治共同体”与古代城邦共同体的显著不同表现在两点：
　　1、马克思坚决认为“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马恩全集》卷1页425），而古代世界中没有宗教与神灵却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他坚信一个启蒙之后祛魅世界的合理性，他在宗教观点上坚决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提问：卡尔，你觉得“政治神学”这一说法已经没有必要了吗？卢梭为“公民宗教”保留的位置在你那里跑哪儿去了？幸好你没有看到你的思想被当作神学看待啊！
　　2、马克思认为“自由”应是全人类的自由。古代世界中的妇女、儿童、奴隶都在“现代”取得了“自由”权利。当然，这种自由不是所谓的“消极自由”，它恰恰是政治自由。但需要提问的是：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原子式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那么现代自由是否必然就是个体自由的普遍性延伸？“全人类的自由”是否意味着每一个个体在所有方面无差别的自由？马克思肯定是反对孤立、隔绝的个人主义的，它主张“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卷1页273），但这个“自由人”是什么人呢？这个“联合体”所代表的“正义”是否就是作为“整全”的正义呢？
　　亨利希•马克思在1836年11月9日写给读大二的马克思的信中说：“上帝恩赐，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全人类造福。”（《马恩全集》卷40页847）虽然对马克思在读书期间花钱大手大脚有过批评并嘲笑他对金钱的“傲慢的蔑视”，但这位犹太人父亲还是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信心并给予鼓励，虽然什么是“为全人类造福”还有待商榷。
　　而燕妮在1839与1840年之交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谈的话题好象只是女人式的琐碎而非解放“全人类”似的宏伟，她这样表达自己的绝望与希望：“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卡尔，你要看到，由于担心保持不住你的爱情，我失去了一切欢乐。我无法尽情陶醉在你的爱情里，因为我觉得它再也得不到保证了。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可怕了。（另起一段——晨光注）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的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象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马恩全集》卷40页892）
　　的确，女人关于这个世界的智慧在某一点或许是根本的一点上强于男人，在燕妮看来，马克思太“富有幻想力”了，以致不得不提醒他“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能自顾自地“寻找安慰和幸福”。为此，让我们向未来的马克思夫人致敬，并记住她是在1843年嫁给他的。
　　2004年10月6日于复旦北苑望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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