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斯诺在陕北。 

从未名湖畔出发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南岸的树丛中,立着一座汉白玉墓碑,上面镌刻着已故元 帅叶剑英的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斯诺,一个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同志加亲人般情愫的名字。

　　1928年,在美国报界初露头角的23岁的记者斯诺,来到中国上海,在遍访中国各大城市、东北和西南各省以及日、朝、缅、印等邻国之后,于1933年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并在这里安了家。按说,他该是在这座美丽、宁静、舒适的校园尽享教书时光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新闻记者,不间断地向美国报纸发回一些足能换来丰厚酬金的报道。

　　这时的斯诺,是一个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人。

　　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心竟在这座优美的校园里变得不安而充满渴望。

　　当他在这里经历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青年站在弹痕累累的城墙下,不顾宪警的棍棒,齐声高喊“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的要求!”他对这个苦难的国家产生了最初的激情。

　　当他在这里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及一批中国优秀分子,他开始领悟到,中国人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家。

　　当他在这里看到——“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和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从而把大批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他对中国的前途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当他在这里知道了在中国贫瘠的西北高原,活跃着一群被国民党政府称为“赤匪”的人——红军,以及有关“红军”的种种谜一般的传说,他再也坐不住了。

　　斯诺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优秀记者,他对未知和真实始终保持着最敏锐最强烈的探求欲望。同时,他幼年生活的堪萨斯城那个贫苦的家庭,以及他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厂学徒的人生经历,又给了他永远的善良、同情心和正义感,让他成为一个憎恶强权暴力、笃信平等自由的理想主义者。所有这些精神特质,注定了他对“红军”的极大兴趣。

　　红军领导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

　　斯诺这样表达内心的渴望:“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都一无所知,实在可悲。”

　　1936年6月,31岁的埃德加·斯诺从未名湖畔舒适的家中出发,踏上了秘密前往西北红区采访的旅途。这是一次带有极大冒险色彩的行动,国民党所有的宣传工具每天都在警告着人们:没有谁进了红区能够活着回来的。

　　斯诺还是上路了。

　　他承认,这次旅行,除了身上带着一封他从没见过面的“红军指挥员”用隐形墨水写给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确实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叫他感到放心。

　　他的采访本上,整整列了79个他在这次冒险旅途中想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闯入红色大门

　　初夏的一个夜晚,斯诺登上了一列破败不堪的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他首先到达西安,在事先指定的旅店很快见到了来帮助他的人,其中有神通广大的被共产党人称为“王牧师”的基督教徒,有穿着东北军制服的神秘军人,还有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在这座国民党要城的、被蒋介石以5万大洋悬赏首级的“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邓发。

　　“你不怕掉脑袋吗?”斯诺万分惊奇。

　　“不比张学良更怕。”邓发笑道:“我同他住在一起。”

　　那一刻,在斯诺的感情上引起了奇怪的冲击。他无法想象共产党人把与他的会面安排在这样一个似乎不可能的城市里,但一想到这座古城正是4千年前中华民族得以完成统一的地方,他又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

　　几天后,他坐着一辆东北军的大卡车,顺利通过西安城门,向北方奔去,在越过最后一个岗哨后,他进入了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的无人地带。这时,面前除了险峻的黄土高原和湍急的溪流,便只有一个他在白区雇的骡夫和一头骡子,骡子上驮着全部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片。

　　经过4个小时的步行,依然没有一个人影。这时斯诺莫名地紧张了。想到自己行李虽然不多,但如果只需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他身上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的引诱力的。只是他不知道将要对他下手的会是谁——“赤匪”?“白匪”?还是眼前这个骡夫?

　　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事后知道,差点要了他的命的是一帮白匪,他们一直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面跟踪着他。幸亏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十几里路,筋疲力尽地赶到安塞,报告国民党的民团已侵犯县城,而且他认准了,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

　　随后,安塞赤卫队把那一百多人的白匪包围起来,打了个胜仗。而他这个被误认为是白匪头子的“洋鬼子”则走在前面,浑然不觉进入了红区。

　　他第一次见到了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把左轮手枪、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的年轻英俊的贫民会主席。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他发现了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的特征——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里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

　　他第一次被一群外貌强悍互称“同志”的大汉好奇地包围,他们对他的行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不禁让他思考起“共产主义”的实践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他准备眼看自己所带的东西很快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他第一次吃到了红区的饭菜——一大盘炒鸡蛋、蒸卷、小米饭、白菜和少量烤猪肉。主人为饭菜简单而道歉,他则为自己的食量太大而愧疚。

　　临走时,斯诺要付饭钱,被贫民会主席忿然拒绝了:“你是外国客人,而且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从身上数出了一元钱的苏区纸币塞给斯诺:“这个你拿去,路上会用得着。”斯诺无论如何不肯拿这一元钱,他坚持用一元国民党的钱交换,贫民会主席最终答应了。

　　“我已闯入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斯诺对向导说。

红军领袖

　　被蒋介石冠以“赤匪头子”名号,并以几万、几十万大洋悬赏缉拿的红军领袖们,在斯诺的眼里是最大的谜。这些人长得什么样?他们的脑袋里装了些什么?他们如何说话?如何做事?他们的一切,斯诺全想知道。

　　他走进安塞,面前出现了一个长着一脸大胡子的清瘦的青年军官,用温文尔雅的口气和准确的英语向他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立刻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军指挥员周恩来。令斯诺惊讶不已的是,这位蒋介石悬赏8万大洋取其首级的人,住所门前只有一个哨兵。他一边与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

　　周恩来对他说:“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斯诺对于这番诚意一时有点惊奇和怀疑,他原以为他们总是会对他的采访加以一定限制的。但很快,周恩来以他诚恳、坦率讲述的自己一生“造反”的经历,让斯诺毫不怀疑这个人以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斯诺暗自想,这一定是一个狂热分子。但他却无法找到这必有的神气。他看到的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污蔑共产党是“无知的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当周恩来陪着斯诺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斯诺感到身边的这个人不仅一点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1936年10月，斯诺在陕北保安为毛泽东拍的唯一戎装照。

　　斯诺带着周恩来为他草拟的红区旅行计划前往保安,他很快就见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极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那一刹那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再次见到毛泽东时,惊奇地发现这位红军领袖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农民谈话,一边做着手势,尽管南京悬赏25万大洋要他的首级,可他却毫不介意地走在行人中间。

　　斯诺与毛泽东长谈了十几个夜晚。作为第一个见到这位红军领袖的外国记者,斯诺问了他能想到的所有问题,毛泽东统统告诉了他。

　　斯诺这样表述他对毛泽东的感受:“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以他的敏锐透视着毛泽东的内在:“这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会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

　　斯诺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有深邃情感的人。有几次当他讲到牺牲的同志或回忆少年时代由于饥荒而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一位战士告诉斯诺,他亲眼看到毛泽东把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战士穿,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

　　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世界历史和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对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酷爱读书,不仅精通马列主义,而且熟知西方哲学家著作;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才休息;另外,他的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让斯诺难忘的是,他离开保安的那天,给毛泽东照了张像,当时毛泽东没戴帽子,斯诺就把红军刚送给他的一顶新帽子戴到了这位红军领袖的头上。这是毛泽东留下的唯一戎装像,斯诺后来把这顶帽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他去世,由他的夫人送还中国,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斯诺这次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见到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但他听到了许许多多朱德的故事。他沉默谦虚,爱兵如子,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时间步行。他和他的部队曾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的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斯诺借用曾采访朱德的美国女作家韦尔斯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生命。”

前线将领与红军战士

　　斯诺在红区的足迹一直深入到了宁夏南部的预旺堡镇,这里是红军与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他后来回忆道,他如果不到这里,就不会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不会相信正规红军的精神、纪律,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不会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

　　红军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前线将领,他很早就知道在蒋介石那里,这个红军的脑袋值10万大洋。他原以为,这位身经百战有着传奇经历的人一定是一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但见面后他发现,这是一个愉快爱笑的人,说话举止有一种不转弯抹角的作风,他动作敏捷,是个很活泼的人。有一次,斯诺和他到了一座陡峭的山下,只听他大叫一声“冲到顶上去!”便像兔子一般蹿了上去。

　　斯诺看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红小鬼”的战士们,这位红军将领常常认真地给他们讲政治也讲故事,他很尊重他们。有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在露天搭的场子里看抗日剧社的演出,午夜天气转凉,斯诺把棉袄裹紧的当口,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已脱了棉衣,再仔细看,原来他已把棉衣披在了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

　　彭德怀就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这个问题与斯诺做了长谈,他对斯诺说:“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在预旺堡,斯诺还见到了在蒋介石那里与彭德怀的脑袋等值的红军将领徐海东,在这个长相有些羞怯的孩子气的将领身上,在这个每条腿,每条胳膊,脑袋、胸口、屁股都受过伤的红军将领身上,他看到了一种“要为消灭一切坏事而奋斗”的绝对信念。

　　斯诺见到的更多的人是战士,特别是那些“红小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在山上,他遇见了一队号手,便停下来与其中一个说话。号手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眼睛。他告诉斯诺,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前方参加了红军。

　　“4年!”斯诺不信地叫道:“你还参加了长征?”

　　他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小号手讲了自己穷苦的家庭,讲了红军对穷人的好,讲了他在这队伍里的快乐。斯诺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因为他知道,13岁的孩子是不会跟着他们痛恨的军队走上6000英里路的。

　　像这样的“红小鬼”很多,他们大多数是穷人的孩子,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斯诺格外喜欢一个大约十三四岁叫季邦的小通信员。“他对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态度极其认真。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装,帽檐什么时候发软了,总是衬上新的硬纸板。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露出一点。他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最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的旁边也显得像个流浪汉。”

　　斯诺从这些红军战士身上看到了一种让他感动的东西——快活。这是他在东方所看到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认为,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活”这种比较高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有一次,斯诺参加了红军战士的一堂政治课,他问了一个问题:“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结果,立刻有12个人站起来回答他。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红军是抗日的。”“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

　　那一刻,斯诺感受到了这是一群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长征是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红军刚刚结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令斯诺震撼。他说:“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

　　斯诺以其满腔的激情真实记录了红军长征的经过:

　　红军抢渡大渡河时,铁索桥上的木板已被抽掉。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索上过桥呢?那不是发疯了吗?但是红军就是这样。

　　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甘冒生命危险,他们背着毛瑟枪和手榴弹,爬到沸腾的河流上,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

　　四川军队大概从没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而是为了胜利甘愿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

　　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辛同样让斯诺刻骨铭心。他从毛泽东那里知道,在过一座大雪山时,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过大草地时,一连走了十几天不见人烟,许多人在一望无际的水草中失足陷入沼泽而没了顶。

　　斯诺以历史的眼光透视着长征的价值:“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移以外……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长征——这一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被称为“大溃败”、“大逃亡”的远征,在斯诺的眼里“无疑是一场战略转移……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一如往昔。”

　　斯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长征在斯诺的心中引发的思考是长久而深刻的,他从中极为强烈地看到了红军无论是领袖还是士兵都共有的一种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斯诺愈加深刻地理解了共产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能够成长和发展。

红星震撼世界

　　秋天到了,斯诺要离开红区了。

　　他无法忘记4个月前,当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这位红军领袖曾为他开了一个为期92天的旅程计划,他当时大惊,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怎么可能在这里呆这么久?这里有什么可看的?难道红区有这么辽阔吗?

　　最后的结果是,他在这里的时间比周恩来建议的还要长得多,他已舍不得离开,他感到自己看得太少了。

　　那一天,他最后一次走过保安城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在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他道别,有些“红小鬼”陪他走到保安城墙根。当他路过红军大学的时候,全体学员都走了过来,与他握手。他骑上马向他们挥手告别时,心里感到很难过,他觉得他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斯诺在红区看到、听到、了解到的远远超出他最初从北平出发时想要寻找到的东西。他真正认识了红军,认识了共产党,因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看到了这个古老而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新生。正如他后来所写到的那样:“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背后的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1936年10月,斯诺从红区回到北平家中,他说:“从此以后,我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我自己的事业。”

斯诺认为：周恩来“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

　　一篇篇有关红军的报道从斯诺的手中发出来。

　　1937年10月,由这些报道结集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立刻震惊了全世界。在一个月内,5次再版,销售10万册以上。它被称为“是一部经典著作”,“是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美国国务院把这本书列为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20本必读书之一,从1938年到1966年,在美国发行了6.5万册,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写远东的非小说销量都大。在全世界,这本书已有至少9种文字的译本,至今每年的发行量平均在8000册以上,它拥有亿万读者。

　　1938年2月,征得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查禁,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轰动全国,在香港以及海外,出版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毛泽东高度评价《西行漫记》,说它“是一本真实地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为何获得如此成功?我国对斯诺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尹韵公先生说:“这部书回答了人们想知道而无法知道的真相。”

　　斯诺在为《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说:“从字面上讲,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上来讲,这些故事都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这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斯诺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一生的默契。他用了他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继续做出报道,包括为揭开中美关系新篇章作出重要贡献。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病逝于瑞士家中,弥留之际,他用生命的最后力气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也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这是他1936年去西北红区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1973年10月19日,斯诺墓碑落成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出席落成仪式。

　　苍松翠柏环抱,这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