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

　　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当犹太人把受难者的棺木抬回故乡的时候，奥运会的火炬仍在燃烧。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

　　以色列不可能既大量占领阿拉伯领土，又是个民主国家。因为如果占领了阿拉伯领土，大量选民就会是阿拉伯人，所以，只能占据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果尔达·梅厄(1898-1978年)

　　　　与血癌抗争12年的女总理果尔达·梅厄

　　　　　　　　　　赵孟祥

　　果尔达·梅厄(1898-1978年)80岁,以色列总理
　　业绩：曾担任5年以色列总理，她的抱负是期望以色列得到阿拉伯邻国的承认，以色列人民能在和平中生活。她一生都在坚定执著地追求这些目标，在她的努力下签署了以色列独立宣言。
　　生活情趣：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具有亲和力和表达能力。平日里喜欢烹制各种菜肴，尤其擅长烹制各种风味的鱼。
　　益寿格言：“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呆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于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
　　养生食物：燕麦粥、鲱鱼、鸡肉、洋葱、草莓、杏子、巧克力。

　　　　她签署了以色列独立宣言

　　果尔达·梅厄于1898年5月3日出生在沙皇统治下的基辅。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这就注定了她的命运要同贫困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犹太人曾在巴勒斯坦居住过，后来在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下流散到世界各地，多数已逐渐同化于所在地的民族。由于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大肆宣扬种族歧视政策，认为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应该斩尽杀绝。因此对犹太人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先后残杀了6百余万犹太人。小梅厄就生长在这个时代。在她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大屠杀来临时，父亲把家里的门窗都钉上了木板。一家人躲在漆黑的屋里，外无衣物避寒，内无食物果腹，整日在胆战心惊中度日。由于食物短缺，小梅厄常常饿得昏死过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梅厄的父母省吃俭用地准备了3年，在1906年全家移居美国。父亲找到了一份木匠活，母亲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家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好转。梅厄也可以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
　　梅厄从8岁起就帮着妈妈照料小店的生意，妈妈出去进货时，她就一个人守在店里。从售货到收款她都做得井井有条，人们都夸她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
　　在学校里，梅厄也显示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讲天赋。11岁时，她组织了平生第一次的公众集会并做了第一次演讲，这使她感到既激动又兴奋。小学毕业后，母亲迫使她放弃了上中学的念头，让她留在店里干活，对此梅厄十分不情愿，但还是按照母亲的意见做了。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又要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许多岁的男人。对此梅厄再也不能忍受了，一气之下她离家出走了，投奔到远在丹佛的姐姐谢伊娜家里，她要在外面自己闯天下。
　　她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期间，她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莫里斯·梅耶森，小伙子是一位文雅多才的广告画家，也是犹太移民。
　　一个女孩子在外谋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梅厄为了生存拼命地工作。裁缝活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梅厄凭着吃苦耐劳和聪明好学，很快便掌握了裁剪技巧。离开了父母梅厄一下子成熟起来，她学到了许多在父母身边学不到的东西，培养了自己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
　　在梅厄外出谋生的日子里，父亲经常写信询问她的情况，劝她早日回家。梅厄也十分想念家里的亲人，读着一封封充满思念和牵挂的来信，梅厄的心被感动了，她决定回到父母身边。
　　当梅厄回到家乡时，她发现家乡已陷入了一种狂热的骚动之中：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活动此起彼伏。梅厄很快就投入到运动中去，她协助组织了密尔沃基的游行示威，她的家也成了巴勒斯坦来访者的聚集中心。梅厄还谒力劝说她的未婚夫移居巴勒斯坦。1917年，梅厄与莫里斯·梅耶森结为夫妻。1921年他们踏上了前往巴勒斯坦的征程。途中经历了许多磨难，他们险些丧命，最终到达了巴勒斯坦。
　　梅厄和丈夫在巴勒斯坦人生地不熟，得不到任何帮助。由于战乱，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里。梅厄和丈夫找到梅尔哈维亚集体农庄，申请加入集体农庄。但他们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农庄的大部分人认为梅厄夫人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梅厄对他们的偏见非常愤怒，她据理力争。在她的坚持下，农庄最终接纳了他们。
　　在集体农庄，梅厄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种地、养鸡、植树、照看孩子，经常累得筋疲力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自豪地说：“是集体农庄把我造就成了养鸡专家。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养鸡。”后来，梅厄又被分在厨房工作，她学会了烹制各种菜肴，做出的饭菜色、香、味俱佳。慢慢地，农庄里的人们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他们发现这个年轻女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为了提高大家的生活品位，她将床单改成桌布，在餐桌上布置了鲜花，用玻璃杯取代粗糙的茶杯，早餐改吃麦片粥。她的创新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和信任。后来，集体农庄选举她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代表。
　　梅厄的丈夫对这种公有制的生活非常厌恶，他多次提出要离开集体农庄。于是，他们搬到了特拉维夫，后来又迁居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梅厄夫人生了一儿一女，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为了支付孩子的保育费，梅厄除了工作以外，每天都要到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洗衣服。尽管生活十分艰苦，梅厄夫人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她经常告诫自己，困难并不可怕，只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28年，梅厄夫人担任了犹太工人总工会女工理事会干事，主管移民姑娘们的就业培训。这项工作需要频繁地外出筹集资金，而此刻她的婚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丈夫希望妻子能够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而工作又要求她在外面奔波劳累，家庭和事业使梅厄夫人一时陷入了矛盾之中。她既爱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又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在痛苦的抉择中，梅厄毅然地把事业放在了第一位，从而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她和两个孩子搬进了特拉维夫的一间小公寓。她既要外出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没有什么比和平更令以色列人心驰神往的了”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梅厄夫人被任命为驻苏联公使。这项工作对梅厄夫人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她是个知难而进、决不服输的人，她像家长一样把使馆管理得井井有条，每个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她还安排使馆的每个成员轮流做杂务。1949年梅厄夫人离开莫斯科回国，同年加入了以色列议会，一直到她1974年退休。
　　从1949年到1956年，梅厄夫人担任劳工部长一职，这一时期是以色列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当时，每人每天肉类食品的定量是3.5盎司。如果某位男士向一位女士求爱，他不是献上一束鲜花，而是送上一颗洋葱，因为洋葱比鲜花更实用。
　　在议会中，梅厄夫人是一位立场坚定、敢说敢为的女强人。一次在内阁会议讨论妇女连续遭xx的问题时，一位部长建议不许妇女夜间出门。梅厄夫人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是男人在袭击女人，如果需要颁布禁令的话，那么被锁在屋子里的应该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她处处都在维护妇女的权益和地位。在谈到国家独立的问题时，她说：“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赢得了独立。以后再也听不到‘犹太难民’这个词语了。以色列将接纳每一名犹太人。”为了安置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梅厄夫人发起了庞大的集资活动来解决住房问题。
　　1956年，梅厄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总理本古里安的领导下工作。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总理对她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非常佩服，称她为内阁中惟一的男子汉。一次，总理建议梅厄夫人出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梅厄夫人反问道：“为什么？你认为我累了吗？”总理笑着说：“不。是我累了。”梅厄夫人回答说：“那么去度假的应该是你。”
　　在梅厄夫人就任外交部长期间，她制定了以色列对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扩大技术援助的政策。这一政策大大改善了双方的关系。1965年，梅厄夫人由于多年的劳累过度患上了各种疾病而退出了内阁，她还拒绝了出任副总理的建议。她认为做一名专职的祖母比做一名兼职的总理要好。过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如今她要在孙子们身上弥补自己的遗憾。她从外交部长的大公寓里搬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清洁、烹饪、熨烫和采买的工作，她又回到了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来。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提着大包到市场买东西。每到节假日，祖孙三代聚在一起，她都要亲自上阵做几道拿手菜肴。看着一家人欢聚在一起，梅厄夫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就在梅厄夫人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梅厄夫人所在的党派敦促她出任总书记，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她还是同意复出了。
　　长期以来，以色列人民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连年的战争使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在贫困和死亡线上。为了让人们摆脱战争，梅厄夫人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面对频繁的战争，她说：“我们呼唤和平，即使我们能够赢得战争，我们也不愿打仗，没有什么能比和平更令以色列人心驰神往的了。”由于战争，“我们被迫成为勇敢的战士，但我们并不乐意如此。我们更愿意当个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做为勇敢的战士是我们生活中的额外负担，其中无任何乐趣可言。”梅厄夫人同时劝告对方：“交战双方不可能一方享有安宁，而另一方则遭受炮火轰击。要么双方享受和平，要么同时陷入困境。”

　　梅厄夫人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她最擅长用形象的比喻阐明自己的观点。她在纽约的一次公开讲演中说道：“谁能在真正和平来临之前诚恳地让以色列人回家去？是否有人希望我们开始训练年仅10岁的少年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准备？你们肯定会说不，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说不，我确信世界上每一位公正的人都会说不！”
　　1969年2月，梅厄夫人被推选为总理，此时她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按照常规，这个年龄的老人应该呆在家里安度晚年。然而梅厄夫人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小家。她要为国家的利益奔波操劳。虽然她的年事已高，但她追求和平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1973年爆发的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是梅厄夫人就任总理期间经历的最大危机。尽管梅厄夫人预感到埃及和叙利亚准备发动进攻，但她没有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还推迟了征集预备役军人的行动，结果在这次激战中以色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梅厄夫人终日在殚精竭虑中生活，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的余生将伴着惨痛的教训一同度过。”
　　1974年6月4日，梅厄夫人离任，这时她已是76岁的老妪了。早在她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前就已经发现自己患有白血病，但她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凭着顽强的意志一方面同病魔作斗争，一方面领导以色列人民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她的精神得到了世人的赞赏，她的事迹被拍成电影在各地放映。离任后的梅厄夫人并没有闲着，她开始周游世界，向世人宣传她的思想。
　　梅厄夫人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平与幸福而奋斗，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于自己有一段时间忽视孩子们的行为，对于宁愿献身于工作而导致婚姻破裂的错误而深感内疚。她曾经这样写道：“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呆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之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
　　卸任后的第二年，她完成了自传《我的一生》，此书立即成为畅销书。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1981年美国将《我的一生》拍成了电视剧，3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梅厄夫人，轰动一时。
　　1978年12月8日，与白血病抗争了12年之久的以色列女强人果尔达·梅厄在耶路撒冷与世长辞，终年80岁。

　　　　　　　　尼克松评论梅厄夫人

　　乔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果尔达·梅厄说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确实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间在国内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如果说，戴维·本·古里安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那么，果尔达·梅厄则是代表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力量。
　　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国家。
　　但是，梅厄对以色列的这种意识却超出了通常的范围。她的这种感情是炽热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样强烈。对她来说，以色列不仅意味着她的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超出国家范围的事业。
　　有些领导人是耍弄阴谋诡计的大师，编织骗人圈套的能手。他们会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误认为诺言的建议，经常或迫不得已地见风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谋、耍花招。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天性。富兰克林·第拉诺·罗斯福在这方面则是一位老手。对许多人来说，搞阴谋诡计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诀窍，是绕过利害冲突这个危浅滩的最有效办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冲突了结。但果尔达·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弯抹角。其必然的结果是，她下了决心就不能变更。对果尔达·梅厄的立场，她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疑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可能是别人不可动摇的目标。作为别人的攻击目标来说，她是不可动摇的：作为攻击别人的力量来说，她则是不可阻挡的。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
　　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果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果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果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让别人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干杯。让我们为果尔达·梅厄总理干杯！为果尔达干杯！”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果尔达干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
（摘自尼克松回忆录《领袖们》）

　　　　　　　　　　　　                    在战斗中（1948）

　　　　　　　　　　　　　　　　　　          果尔达·梅厄 著 林猛 译

　　按：果尔达·梅厄，1898年生于基辅，幼年随家庭迁居美国。1921年，她移民以色列，在一个基布兹落脚，积极参与工党活动。在以色列建国后，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外交部长和总理。
　　1948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同意在巴勒斯坦同时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巴勒斯坦国。然而，前耶路撒冷穆夫蒂（首领之意）哈吉·阿明·侯赛尼却希望驱逐犹太人，重新确立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权威，建立他自己的独立政府，于是，他在周围阿拉伯盟友的帮助下向以色列发动战争。梅厄接受了向美国求援的任务，前往美国向那里的犹太人呼吁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事业，帮助他们度过战争。以下就是她在芝加哥发表的一篇演讲的内容。

　　此前在我们需要建设更多基布兹（类似于人民公社）、需要帮助更多犹太人克服各种政治阻碍和阿拉伯人骚乱的时候，我就曾有幸做过这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代表。我们始终相信最终我们会胜利，相信我们在这个国家正在做的一切会导致犹太人民的独立和犹太国家的成立。
　　在我们远没有勇气敢于宣布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未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世界各国做出了他们的决定：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地区建立犹太国家。现在，在巴勒斯坦，我们正在战斗，以便实现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不是我们希望战斗，如果可以选择，我们会选择和平，在和平中建设我们的国家。
　　朋友们，我们在巴勒斯坦没有其他选择。穆夫蒂和他的手下向我们宣战，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安全、我们已经在巴勒斯坦建成的一切，以及，也许最为重要的，为了犹太人的荣誉和犹太人的独立，起而应战。
　　我可以毫不夸大地告诉你们，这一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做得非常出色。你们中有很多人去过巴勒斯坦，你们每个人都读到过关于我们年轻人的报道，对于我们年轻人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一个概念。过去二十年时间里，我一直都了解这一代人，我认为我了解他们。但现在我意识到，即使我也还算不上了解。
　　这些青年男女，很多只有十几岁，以一种无可形容的精神担负着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你们看到这些青年人，坐着敞篷车——不是装甲车——随队从特拉维夫赶到耶路撒冷，他们都知道，每次从特拉维夫出发或者耶路撒冷归来，都可能有阿拉伯人藏在桔树背后，或者小山上，准备伏击车队。尽管存在危险，英国政府从不给予这些民用车队以军事保护，这些孩子，他们很自然地就接受了任务，护送其他犹太人安全通过这些公路，似乎就象做一件日常的事情，就象去学校上课一样。
　　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把我们看作前线，就象英国在大战时美国帮助英国那样地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全世界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帮助我们，使我们有继续战斗的可能。
　　危险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求所有十七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如果还不是哈加纳（以色列国防军前身）成员，都报名参军。到星期四早晨我离开家时，这个年龄组的登记工作还在进行，两万多男女青年报了名。现在我们在全国各地大约有九千人可以动员，在未来几天这个数字必须扩大到三倍。
　　我们还必须供给他们给养。没有哪个政府把士兵派到前线的时候，会让士兵自己去准备毛毯、被褥、衣服这些必备物品。一个正在为自己生存而战的民族知道该为前线的战士准备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我们有三十五个孩子，他们要去被包围的卡法埃泽安求助。他们知道，不能从公路做汽车走，阿拉伯人的村子就在公路旁边，这太危险，于是，他们就步行走山路。有几个我们国家最杰出的青年，就在这群人中，结果，他们全部遇害，没有一个生还。从一个阿拉伯人那里，我们了解到他们是怎么面对数百名阿拉伯人，坚持了七个多小时，一直战斗到最后的。根据这个阿拉伯人的描述，最后战死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武器了，临死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块石头。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朋友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将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我们有武器，我们就拿起武器战斗；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会拿起石块战斗。
　　我希望，在我告诉你们，我来美国的特殊使命并不是要挽救七十万犹太人生命的时候，你们会相信我。在过去几年里，犹太民族失去了六百万犹太人，如果我们因为又有区区几十万犹太人濒临危险就担心遍布世界的犹太人的安危，真是太不知深浅了。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如果巴勒斯坦的这七十万犹太人可以生存下来，那么犹太民族就生存了下来，犹太民族的独立就得到了保证。如果这七十万犹太人被消灭，那么，在很多世纪里，我们都再不可能实现犹太民族、犹太家园的梦想了。
　　我的朋友，我们现在是在战争中。在巴勒斯坦，没有一个犹太人不相信我们最后会取得胜利，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从1921年起，在1929年、1936年，我们就见识到阿拉伯人的暴乱，我们也见识到上次大战中欧洲犹太人的遭遇了。那里的每个犹太人也都知道，再过几个月我们的犹太国家就会在巴勒斯坦成立；我们知道，我们将为此牺牲我们最优秀的儿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百多人遇害了，将来会更多，毫无疑问，将来会更多。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青年人都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无论有多少阿拉伯人入侵这个国家，他们的这种精神绝不会消失。
　　然而，单单有勇敢的精神并不能面对步枪、机关枪。只有步枪、机关枪而没有精神，这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有了精神而没有武器，到时候它也会和肉体一起消失。
　　我们的问题是时间，时间因素现在是最重要的。三、四个月以后再得到几百万美元，对于决定现在的局势毫无意义，问题是我们马上能得到什么。还有，我的朋友，我说马上，不是指下个月，也不是指两个月以后，它就是指现在。
　　现在必须做很多事情，我们才能坚持下来。机会确实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能得到必要的手段吗？现在，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客人，把我当作你们中的一员，我要说，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就是，是否那些前线的战士，因为我们的钱本该今天到巴勒斯坦的，却拖到了一、两个月以后才到，就不得不饮恨沙场呢？
　　难道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最后，不是因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懦夫，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而仅仅是他们缺乏了必要的物质手段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以至于最后由时间决定了一切？
　　我来到了美国，如果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那里任何人都不太会离开自己的家，如果我这么说，请你们理解我。我很难过我没有在前线，没有和我的女儿一起呆在内盖夫，或者和其他孩子一起呆在战壕里。但我有别的使命。
　　我来到这里是想让美国的犹太人知道，我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在几周内，得到两千五百到三千万美元现金。未来两、三周，我们可以安顿好我们，对此我们有信心，也请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坚持住。我说过，这之前我们会献出自己的财富，现在我们正这么做。不过，请记住，即使是在战争中，我们也需要继续工作，这样我们的经济就不会受影响，工厂就不会停工，居民点就不会破产。我们知道，这场战争也是为了那些还没有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三万犹太人正逗留在紧挨巴勒斯坦的塞浦路斯。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里，最多两到三个月，这三万人就会加入我们，其中婴幼儿就有上万人。我们现在就需要考虑如果吸纳他们。
　　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几十万人到来。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经济不受影响。当然，安全处于优先的地位，但是我想，如果有人问你们，如果把我们在巴勒斯坦已经建成的一切都予以摧毁，以便为了保证一切都处于安全之中，从而将来我们必须面临重建经济的任务，这么做是否值得呢？我敢肯定你们会说“不”。
　　我希望你们理解，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并没有感到绝望。不只是年轻人这样、我走过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公路，也到过其他公路，我看到在这些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公路上，满载的汽车来来往往，乘客中有属于哈加纳的青年男女，也有老人，他们谈笑自若，把这当作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果你们现在去特拉维夫，你们会看到，城市充满了生机。只有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市郊偶尔听到的枪声才会使人想到，这个国家正处于非常时期。
　　不过，如果我不把那里的局势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那对于我是一桩罪行。仅仅靠十个指头，靠精神和牺牲，这场战争我们无法持续下去，我们惟一的大后方就只有你们，而穆夫蒂有阿拉伯国家做他的后援，——这些国家并非都那么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不过，它们毕竟都是有政府预算的国家。
　　埃及政府可以投票通过一项预算来支持我们的对手，叙利亚政府也可以这么做，我们没有政府，但我们有千百万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我对于美国犹太人的信心，一如我对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青年人的信心；我坚信他们会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危险，会履行他们无法回避的义务。
　　我知道我们要求的事情并非那么容易。我自己经常积极地参加各种竞选和资金的筹集，所以我知道，要马上筹集到我所需要的这么一大笔钱，这绝非易事。然而我看到了我们家乡的人民，看到当我们呼吁人民为一个血库献血以便救护伤者的时候，人们纷纷离开办公室走向诊所，我看到他们排队等上数小时，直到他们的血流入到血库中。在巴勒斯坦，人们捐献的既是鲜血也是金钱啊。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也象我们前线的战士一样急切，我不怀疑，在美国的犹太人中间，也会去做那一切，就象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样。
　　我们并非什么高等犹太人，我们也没有自命犹太人的精英，只是碰巧我们在那儿而你们在这儿。我毫不怀疑，如果你们在巴勒斯坦而我们在美国，你们也会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你们也会来要求我们做你们必须做的事情。
　　在结束讲演之前，我想起邱吉尔的一段话，那是二战中最著名的一段演讲，我在此借用一下：当我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会在内盖夫、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市郊一直战斗，直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夸张。
　　你们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战斗。我们一定会战斗下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绝不会向穆夫蒂竖起白旗，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谁也不能改变它。你们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战斗中获胜，还是穆夫蒂会获胜？这个决定是你们可以做出的，必须尽快，要在几小时、几天内就定下来。
　　我恳求你们，不要错过时机。不要在三个月以后哀叹自己当初什么也没做。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现在。
　　我向你们所说的话没有任何夸大，我不希望为这幅图画抹上错误的油彩。它包括两点：一方面是我们的精神，我们必将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把战斗持续下去。
　　再次感谢你们。我相信你们的会议议程一定非常满，而你们还给予了我这样的机会向你们发表演讲。在我走下讲台时，我心里毫不怀疑，美国犹太人做出的决定将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决定完全一致，从而在未来几个月内我们可以感到双重的快乐：既为做了决定要建立犹太国家而快乐，也为未来犹太国家有了牢固的根基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