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首先会受到一定社会存在的束缚与制约；因此，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或对抗关系的根本改变，是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

    社会由生产的需要及其发展而产生，社会本质上作为人与人之间彼此发生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而存在，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xiii]或者说就是人们交往的产物。人们每天发生着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组成为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由此产生了人类社会这个有机联系的巨大系统。人类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大和加深，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人既是社会的“剧作者”，同时又是“剧中人”，后者不仅表现为当人作为个体置身于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从中获得特定的社会性属性，而且在于人们活动的方式、范围、内容等会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定与制约。这种规定和制约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形成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对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性质和程度有异。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既以生产者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为前提，又必须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为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目的和利益需求主要是自己的事情，只能依靠自己解决，同时机器生产条件又使分工越来越细。私人利益与他人完全隔离状况和高度发达的分工，迫使每个人日益陷于孤立的境地，就像马克思所说，“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促成交换与交往的发达，又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人成为“普遍”的个人与物化社会的存在。[xiv]这既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摆脱宗法血缘关系桎梏，形成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但同时又造成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后者具体表现为人的自由与交往、个性与共性、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阶段的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分裂性特征。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在私生活中是一个现实的人，但是缺乏真实性；而在公共生活中，人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却失去了现实性。[xv]

    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哲学的，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提出，只有通过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交往普遍发达的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克服人与社会之间的尖锐对抗。

    “自由人的联合体”首先基于对个体自由的高度承认与肯定。

    或许与人们以往的认识相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非但不否定或排斥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强调必须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为条件；社会主义不但要保证“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即“有个人自由”，而且要使每个人的“个性”获得充分实现。[xvi]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它表现为确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状态。[xvii]因此，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下，所谓“自由发展”，意味着尽可能排除一切阻碍或限制个人全面发展的因素；从把人自身发展当作目的本身角度审视，自由联合体下的个体自由着重体现为摆脱千百年来自发分工或资本主义社会强制分工的束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社会状态有过形象化的描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xviii]这段话曾经被当作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空想”的重要“证据”。其实，他们并不是否定在未来社会条件下会存在更多的不同职业，而只是强调外在强制性分工的必然消亡。由一定社会强加的、外在的强制性分工属于一种“异己”的力量，它不但限制着人们的自由，也了阻碍着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不过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中，肯定还会存在大量的职业差别，但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所及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试想一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及个人的职业选择不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吗？

    其次，由于这种个体自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下，借助消灭私有制和对生产与生活进行自觉调控过程中实现的，所以在“自由人联合体”状态，个体自由的实现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自由（或类自由）的确立。

    社会由个体组成，“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xix]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自由与个体自由是辩证的统一：社会摆脱剥削和压迫是每个个人获得解放的决定性基础和保证，只有在真正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才能达到完全按照“人”的生存、生活要求发展自身自由的程度；另外一方面，因为个人自由的实现又是一个高度负责地、积极熟练地参与社会和历史的过程，从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获得社会自由和成为自己生活的自觉“主人”的必要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本质上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中四方面矛盾的解决：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每个人与一切人之间、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个人与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之间。[xx]四方面关系或矛盾的解决，既是人类解放的实现也标志着社会和谐的高度发展。

三、
    

    由于时代及社会社会实践的原因，人们以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理论研究中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如何提出和解决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而忽略了他们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其实早在进行思想创造之初，他们就认识到未来人类解放、人的解放必然面临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xxi]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不能达成“人同本身的和解”即根本解决人与社会的矛盾一样，他们认为，人类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解”也“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xxii]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由此也说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和谐特征还表现为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总体上表现为人通过对自然界不断开发、利用、改造和征服，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过程。自然逐渐被“人化”，人类必然依靠自然生存和发展。但是由物欲横流特征所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和解放不但是片面的，而且往往是以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自然环境（地球）——的过度损害为代价。恩格斯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已对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做出严厉谴责，认为工业区的河流和工场城市的空气日益遭到污染，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个严重后果。[xxiii]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主要的生产资料都是由资本家掌握和支配，而资本家组织生产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润，或者如恩格斯所说，“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至于由此所造成的对环境的重大破坏，他们是不会关心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存在着对农业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的超负荷掠夺现象。[xxiv]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其后果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在19世纪中后期，大工业在西欧获得长足的进步，到70年代，英国已经基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认为一切存在着阶级对抗性的社会由于生产只是着眼于“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必然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人类对自然的无控制、无计划的开发和使用达到一定程度后，又将使人类面临自然的严重报复。由于对物质利益无限制的追逐，以至人与自然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如此程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惊讶的是：人们为了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xxv]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自由人”，其内涵在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xxvi]相对于自然客体，人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但是在过去时代，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在与自然的关系上作为主体的人往往是处于被动的、被支配地位；另外一方面，人类经常又是以一种对抗、对立的姿态出现于自然面前。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意味着人不再受自然规律的盲目摆布，能够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完全为人的利益服务。但是人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是否就意味着人能够任意主宰自然？恰恰相反。“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指过去小农经济时代自然威胁人的生存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对自然随意破坏的对抗关系的消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真正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不仅不再对立，而且融为一体：“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人类活动就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使生产行为超出自然环境所能够允许的限度，因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xxvii]后来，恩格斯也对此作过解释：“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xxviii]

    要实现人“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目标，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重要基础，同时还必须以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为前提即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指出：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特别是由于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需要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才能够加以克服。[xxix]有计划地经营土地及其自然财富，如地下资源、水流和森林，并考虑到这样经营的后果，是未来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预见的控制”，[xxx]只有在“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做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xxxi]所谓“人类本性”，是指具有“类本质”、“类意识”和“类命运”的人，即不但超越了人的动物性，而且超越了个体、民族、地区甚至国家的狭隘利益局限，真正能够以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共同利益来处理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当人们只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时，是很难就自己行为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及其后果产生清楚认识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交往又使局部范围自然受损害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对人类整体生存的消极作用大白于天下，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的“类价值”观念。其条件与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总之，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斗争或征服而是和谐；科学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既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人类理想境界的实现。（文载《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