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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佐尔格”—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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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佐尔格”—科恩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军事天地点击数：185 责任编辑：admin ］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伊利·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无可匹敌的情报专家，享有“东方佐尔格”的美誉。他以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

　　科恩1924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后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地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梦想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是很自尊的东方犹太人。

　　同当时在埃及的大部分犹太青年一样，科恩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但他比别人走得更远，他加入了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那个地下组织派他去的。

　　1957年科恩来到以色列。他最初在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报纸上的材料。不到3年时间，他离开国防部，到以色列工人总工会经营的工业公司当了会计。这段时间，摩萨德一直在打他的主意。由于他受过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基本训练，并且有一些地下活动经验，过去一直在阿拉伯国家生活，潜力显然很大，完全可以把他派到叙利亚这个非常难以渗入的阿拉伯国家去。摩萨德知道在他小时候全家曾迁往叙利亚住过一段时间。

　　对科恩而言，一方面他的爱国心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他又确实感到在一个东方国家比在以色列生活更自如。虽然他已经结婚，但摩萨德并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了他充当以色列的特工人员。

    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和努力，他已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现在的问题是，科恩要想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叙利亚同埃及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人、甚至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充满疑虑的国家，并且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天生的有利因素，但他既不能暴露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在埃及生活的经历。

　　1960年年底，科恩已一切准备就绪。摩萨德为他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他的家1933年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成人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50多万阿拉伯人，其中叙利亚人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人中间生活。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便在拉丁美洲建立他所需要的关系，同时他还按摩萨德所希望的那样去同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这些事情，他做得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出色。

　　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放出风来，要了却毕生的一个宿愿，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看看。

    1962年1月科恩到达大马士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贴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几天后，他在门前挂出了“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很快获得了在大马上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他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贡献的时机就来到了。

　　尽管边境上的局势仍然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办理进出口的业务，这样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已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和经营商接触，并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产的艺术品。按照他的观点，这些物品在欧洲有较好的市场。科恩和他的欧洲贸易伙伴的总代理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常驻理事”塞林杰之间频繁进行信件交往。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恩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缩微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使特拉维夫对叙利亚的政局了如指掌。

　　1962年夏天，科恩接到了让他回以色列的命令。他从大马士革起飞，途经苏黎世、慕尼黑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情报局，科恩草拟出一个又一个的报告，详细地记下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叙利亚政治、经济局势和军事力量方面的一切情况。

    上司告诉他，除了继续搜集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外，获取叙利亚人有关乔登河的河道改道计划也是一项主要任务。据说叙利亚政府计划使乔登河的水从加利利海改道，转引向南部。这一计划使以色列感到烦恼，因为以色列为了改造本国沙漠，制定了一项从加利利海引水的庞大计划，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花费了2500亿。如果叙利亚引乔登河上游水的改道计划成功，那么加利利海水位就会下降，以色列将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1962年7月底，科恩回到大马士革。为庆祝自己返回大马士革，科恩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宴会，他所有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会。在这次宴会上他结识了年仅32岁的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局长乔治·塞夫。塞夫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塞夫谈论起他的工作，并夸耀地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界，我必须参加一切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在各位部长面前都很得宠。”

　　通过朋友们的关系，科恩终于和塞夫交上了朋友。科恩很自然地谈起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提到原驻阿使馆武官、现已返回叙利亚的哈菲兹将军，表示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很快塞夫为他们安排了一次会见。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热情地向他推荐了科恩。将军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客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而且，为了表示亲近，他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不久，将军就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之后，科恩从访问将军的新闻部中获得了不少情报。

　　科恩与塞夫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他经常去塞夫的办公室，俩人很快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塞夫常在科恩的公寓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谈起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就没个完。科恩把这些情报都电告了特拉维夫。关于一个叙利亚代表团正在苏联，要求苏联政府帮助叙利亚进行河流改道工作的情报，就是科恩从塞夫那里打听到的。他还从塞夫那里得知，苏联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只不过不急于实施这项工程。

　　在这期间，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感到，塞夫的升迁对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塞夫的致命弱点就是沉溺子女色。塞夫建议在科恩的寓所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邀请他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及两三个与他们相好的姑娘参加。哈图姆是叙利亚精锐的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科恩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塞夫的建议，举行了宴会。开始时，哈图姆相当拘谨，因为他与科恩不熟，存有戒心。他知道他的行径一旦张扬出去，就会失掉军职和军衔。然而，科恩利用这位魁梧强健的将军自负的心理，拼命地吹捧他。几个小时以后，主人给客人灌了大量的白兰地和威士忌，坚冰被打破了，哈图姆上校感到十分自在。

　　据此，科恩决定今后要继续组织这种私人聚会。他告诉塞夫他非常喜欢上次那种形式的聚会，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借给塞夫和哈图姆进行幽会。

　　这种聚会成了一种惯例。每两周塞夫和哈图姆至少要在科恩的寓所里聚会一次。他们一般邀请两三个女朋友，在科恩的公寓里过晚。科恩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即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间谍人员，他必须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那位叙利亚上校和那位文职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二人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

　　哈图姆上校直言不讳地谈了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他说出了叙利亚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都是些受过良好训练的，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些谈话，科恩都奉为至宝。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局势又一次开始动荡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这一阶段，他所译成密码的电文要比早些时候多出两、三倍。他要编写大量的情报。此外，他还要编发那些亲自搜集来的有关政治动向的情报。他发往特拉维夫的所有情报都被立即转送给以色列军方和总理。

　　1963年2月份，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上校已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但这次他们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传言。

　　一个月后，哈图姆无意中泄露而被科恩准确预言的那场政变终于爆发了。政变成功后，现政权采取了与前政权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它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恩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件事使科恩得以打入发动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夺权行动，就立即给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

　　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哈菲兹将军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中大捞了一把，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由此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

　　不久之后，科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个人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一群叙利亚姑娘以及哈图姆带来的“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萨拉赫·戴利上校。
　　
　　1963年夏天，叙利亚政局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哈菲兹将军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又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他还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此时，在特拉维夫，总部就如何发挥科恩的作用的问题而犯难。一方面，总部认为他是被派到叙利亚去的间谍中最优秀的一个，他能提供第一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因此，特拉维夫当局很想向他提出更多的要求，交给他更危险的任务。另一方面，对这样有价值的谍报人员却必须尽量少给任务，避免暴露，不然就会使他的谍报生涯过早结束。不管怎样，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已迫在眉睫：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好像已进入实施阶段，这将会破坏以色列的大部分灌溉计划；第二，有迹象表明叙利亚将得到前苏联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另外还有配备导弹的小型舰艇。特拉维夫急需科恩探听出一切有关这些方面的情报。

　　科恩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1964年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会议决定，叙利亚应全力以赴完成改道约旦河的计划。科恩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的时机已经到来。他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是哈图姆和戴利。从他们那里，他弄清了计划的大致情况。改道计划是沿着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几个月后，科恩逐步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特拉维夫提供了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在巴尼亚斯河上将建设一个大水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这些有用的情报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计划的实施。

　　在这段时间，科恩还搞到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方面的重要情报，主要有：为隐藏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泥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运输200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坦克主要用于对付以色列；在与以色列发生冲突时，叙利亚的计划是用坦克和装甲车跨过上加利利，向以色列领土纵深挺进，切断这块领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是用密电告诉以色列情报局的，其他的则是借用叙利亚出口的物品偷运到慕尼黑后转到特拉维夫的。

　　1965年1月21日早上8点钟，科恩给特拉维夫发完了一份电报。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他的收音机，等待接受特拉维夫发来指示。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劈啪声，说明特位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突然，公寓大门传来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动弹，门已被砸破了。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他还不知道，数十名叙利亚保安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街区。指挥这次行动的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他冲到科恩面前：“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
　
　　就这样，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就在被捕的当天晚上，苏米达尼上校逼迫他向总部发一封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电报时，科恩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变化把他落入敌手的事告诉了特拉维夫。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曾与上级商定，如果他落入敌手，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行动。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等都开始在各国对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做工作、造舆论，以期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两个月后，对科恩的审讯结束，科恩被判死刑。

　　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包括罗马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惊人的美国等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以及各界重要人士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比利时首相胡斯曼、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到大马士革请求赦免科恩，但均遭到叙利亚的拒绝。

　　1965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逮捕了为叙利亚搞谍报活动的5名叙利亚特工。以色列立即提出用他们5人再加上前些时候被逮捕的一名叙利亚间谍来换取科恩。叙利亚对此建议未做任何回答。

    1965年5月，科恩被绞死。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视为不可征服的堡垒。正是由于科恩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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