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最初也曾致力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但自从他在1958年编写的教科书《国际经济学》中采纳了外国援助谈判、成本分摊协定这样的理论之后，就开始偏离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般来说，主流的博弈论大都是以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谢林则通过一条截然不同的途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把注意力从零和博弈上转移开来之后，他开始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所有的多人决策问题都是冲突和共同利益的混合体，并且两种利害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谢林指出，“混合动机博弈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数学的，不如说是经验的。”也就是说，当博弈当事人在选择战略时，不仅要从数学上进行考虑，而且还会考虑到许多非数学因素，比如声誉创造、传统的沿袭、建立自信、显示大度等等。正是基于这种更接近于现实的分析，谢林开创了关于博弈论分析的一片新天地。 1960年，谢林发表了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在这本书中，他开始把关于博弈论的洞察力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讨价还价理论是谢林早期的主要贡献所在，他的一篇名为《讨价还价漫话》（An essay on bargaining）的论文首先发表在195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之后又收编入《冲突的战略》的第二章。他所说的讨价还价是广义的，即除了明确协商之外的所有活动。比如在两个国家或买卖双方之间的谈判活动，甚至当两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在一条并不宽敞的公路上相遇时也存在着“讨价还价”。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讨价还价是一个非零和博弈。 在效率曲线上，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存在帕雷托改进的可能。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效用的增加都会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但谢林指出，这种所谓的对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效率曲线上必然存在一点，使得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这种“双赢”的共同想法就体现为，在效率曲线上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涉及到一系列默契协调（tacit coordination）的问题，这种协调可能是由于双方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可能是来源于一部分不一致的利益。从这一基本的问题出发，谢林开始探索在充分交流的条件下，公开的讨价还价是怎样达成协议的。他认为这种协定与“双方期望的协调”相类似，即如果双方都推测这个结果能够为对方所接受，那么协议就可以达成了。而要达成这种协定，需要通过许多因素来共同作用，比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因素，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数学因素。 通过对讨价还价现象进行分析，谢林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势弱的一方通常会成为强者。”对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将自己固定在特殊的谈判地位是有利的，当任何一方认为对方不会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时，协议就达成了。一方之所以会让步，是因为他知道对方不会让步了。因此可以认为，谈判的实力就在于让对方相信你不会再让步了。为此，谢林还进一步描述了能够把自己锁定在有利地位的三个战略，即不可逆转的约束、威胁和承诺。 上述理论的一个经典应用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在《冲突的战略》中，谢林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行为。他指出：“偶然事件不会引发战争，只有决定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如果一国认为另一国会突然发动袭击，那么一场双方都不情愿的战争就有可能爆发。突然袭击的优势和动机在于对方缺乏反击的能力，因此，防止突然袭击的首要目标是军事安全而不是人员安全。进一步说，防止突然袭击需要可信的二次还击能力。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贡献，谢林也被认为是对国防经济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哈特利与桑德勒在《国防经济学手册》第4页中写道：“1960年，以三本当代经典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国防经济学正式创立。与此同时，人们对国防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三本著作是：查尔斯·希奇（Charles J.Hitch）和罗兰·麦基恩（Roland Mckean）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刘易斯·理查森（Lewis F.Richardson）的《军备与不安全》（Arms and Insecurity）；托马斯·谢林的《冲突的战略》。” 在《冲突的战略》出版之后45年的时间里，谢林继续开展了一系列新颖而有效的研究。比如，他在相互依存和自我控制两方面的研究就值得一提。在其1978年发表的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谢林阐述了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并提出了“关键多数理论”（critical mass）。 在社会决策过程中，来自于文化、习惯等方面的许多强制力（compelling force）能让决策汇集于一点形成共识。一旦社会上形成一个特定的惯例（如语言、习俗等），那么就很难改变，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惯例不是最优的。利用“有界邻里关系模型”（bounded neighborhood model），谢林还分析了非组织的个人动机是如何转变为集体行为的，并以此说明了种族隔离是个人选择的自然结果。比如说，如果白人和黑人都希望避免成为“少数人”（minority），那么只有完全隔离才是惟一稳定的均衡点。 在关于自我控制（self－command）的研究上，谢林观察到，人们事实上作了许多本来并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酗酒、吸烟、缺乏锻炼、低储蓄等。 针对这些问题，谢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1980年的“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command），1983年的“道德规范、法律以及自制”（Ethics，law，and the exercise of self－command），198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实践、政策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中的自制”（Self－command in practice，in policy，and in a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还有1992年的论文“吸毒成瘾：关于抽烟的体验”（Addictive drugs：The cigarette experience）等。谢林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好像并不是具有惟一身份、价值观、记忆和感觉的单个个体，而是往往会存在“双重自我”（double－self）。双重自我对某一特定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偏好，因而无法决定哪一个自我去支配行动并使总体效用最大。这一理论的提出反映了谢林开始从多方博弈转向自我博弈，即以自己为对手的博弈。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博弈论使他们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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