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又是爱因斯坦去世50周年，在科学史上1905年被誉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不是偶然的，26岁的瑞士籍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在短短6个月内连续发表6篇物理学论文，在3个不同领域作出了4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而他当时同任何学术研究机构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专利局的一个小技术员。爱因斯坦的横 空出世，刹那的光华几乎照亮了整个科学史的上空。1922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按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他一生在科学和其他方面的贡献至少可以得7个诺贝尔物理奖和1个诺贝尔和平奖。

　　从1976年到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等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曾给饥渴的读书界带来强有力的震撼，酷爱阅读的胡耀邦先后在共青团和中组部干部会上极力推荐。近年来，湖南科技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爱因斯坦全集》中译本，作为科学巨人的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实，这位世界公民的意义远不止是科学上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埋头于探索宇宙奥秘、致力科学研究、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同时，他热切关怀人类事务，对许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人类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1914年他义无返顾地反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哪怕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也不屈服。他不停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反对希特勒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决不向强权、向一切飞来的谣言低头。1933年5月，他在英国写信给挚友冯劳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捍卫人权的斗争，并一再为消除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威胁发出呼喊。1953年12月，他在写给美国一个律师协会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作过系统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作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的目光也曾投到遥远的中国，1933年陈独秀被捕时，1936年沈钧儒、王造时等“七君子”被捕时，他都曾联合罗素、杜威、罗曼罗兰等具有世界影响的知识分子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和释放的要求。

　　在人类历史上，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榜样，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怀有如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如此热忱地关心人类命运，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独立批判，一生致力于和平、民主、自由、人权的理想，“他一生公开发表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在数量上与他的科学论著不相上下。”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却始终怀有对宗教的虔诚，当然他所信仰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是“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即使在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之时，他也有着谦卑的情怀，从不狂妄自大，停止探索的脚步，更是从不以科学权威自居。针对斯大林这样的极权统治者企图垄断真理、知识的蠢行，他说过“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这样的箴言。

　　在悼念居里夫人时，爱因斯坦曾充满深情地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其实，这也正是他本人的最好写照，他留下的科学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被后人所超越，但他的人格力量、他的道义风范、他对做人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这一切将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他的榜样不仅在科学史上，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将是不可磨灭的。他最重视人，尤其是个人，他曾一而再地说： “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有人可能会说，爱因斯坦是个巨人，他的道路具有特殊性，在科学成就的光环笼罩下，他的言行才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他的思想、他的人格足以教会我们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独立思考的人，在面对现实黑暗时如何应对，如何作出选择。他对扼杀个性和创造性的学校教育深恶痛绝，曾多次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或工具。

　　他一生反对暴力，反对“暴行必须用暴行来对付”的观点，因为他知道“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反抗”。他渴望生活在一个有公民自由、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语言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1933年当希特勒攫取了政权之后，这些条件在德国统统都消失了，他成为科学界首当其冲的受迫害对象，当时在美国讲学的他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对他来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他蔑视把安逸、享乐作为生活的目的，称之为“猪栏的理想”。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受有时甚至超过了他对科学、对真知探索的冲动，他把善看作是第一位的，他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 即使在爱因斯坦逝世近半个世纪以后，他的这些思想仍散发着诱人的光彩，仿佛是跳动的火焰，温暖着我不断被滚滚红尘所污染的心灵。是他，无比清晰地认识到了，做一个科学家，首先是做一个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我听说，85岁高龄的许良英先生正在编一本着重展示爱因斯坦人格魅力的《走近爱因斯坦》。是啊，与其科学成就同样重要、甚至影响更为深远的无疑是他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