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革命家——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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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20日，苏联政府宣布剥夺一个犹太人的苏联公民权，取消他的苏联国籍。根据这一通令，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的苏联公民权也被剥夺。于是，这一家人开始了流浪，从土耳其、西欧到墨西哥，生活动荡不安，时时处于被袭击、杀害的处境中。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担任过苏维埃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1879年10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原是一个小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善于理财治家，很快便成为富农。母亲是一个受过文化教育的城市姑娘，喜欢阅读书籍。

托洛茨基7岁开始上学，中学时喜欢写作，羡慕作家、编辑和新闻记者的职业，对戏剧也很感兴趣，学习成绩优良，但却不能很好地与老师、同学和睦相处。托洛茨基的这种爱好和性格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96年，17岁的托洛茨基开始接触秘密性的政治读物，参加工人活动。在列宁创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下，托洛茨基建立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南俄工人同盟”，为同盟起草章程，制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898年1月，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对农村与社会问题做了调查研究，并发表了很多文艺评论。他经常同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争论，对其理论持否定态度。他参加了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了我的哲学基础。”

1902年秋，托洛茨基逃离西伯利亚。在列宁领导的《火星报》的影响下，他正式参加火星派组织，做一些联络工作。尔后，列宁要求他立即出国工作。托洛茨基经维也纳、苏黎世、巴黎来到伦敦。这次西欧之行，使他有机会结识侨居西欧的俄国著名人物，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知名度。在伦敦，列宁与夫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初次见面，托洛茨基给列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很有干劲和能力的同志”。托洛茨基对列宁也非常尊重和崇敬，认为列宁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政治家。

托洛茨基开初为《火星报》写些小短文，后来写些政治性文章和社论。他的文章文体华丽，带有杂文腔，不愿接受别人的修改。后来，《火星报》编辑部决定让他在西欧的一些大城市公开露面，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宣传。

鉴于托洛茨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火星报》决定派他回国从事地下活动。他不愿回国，列宁便决定让他参加编委会工作。年轻的托洛茨基感到了列宁对他寄予的厚望。

1903年春，《火星报》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观点逐渐发生变化，由一名激进的火星派分子变为温和的调和派，在很多问题上持折衷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的思想之所以生产变化并持续很长时间(至1917年)，一是因为他年轻，有革命热情，而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二是因为深受马尔托夫等人的影响，在观点上与他们日益接近，后来托洛茨基参加了孟什维克，成为其核心成员；三是因为他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深厚，对革命的理解是抽象的，特别是没有完全理解列宁的集中制思想在革命中的作用。因此，在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支持了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温和的”火星派。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占居民多数时，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才有可能，否认农民的同盟军作用。他反对政党应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认为每个罢工的工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只要统一在“一定的政治口号”下就行了，后来，托洛茨基发表小册子，认为列宁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

1905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回到彼得堡，开始，他不愿同布尔什维克积极合作，便参与孟什维克的报纸编辑工作，后主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由于托洛茨基的政治影响和杰出的政治活动才能，他很快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领导了彼得堡11月工人总罢工。托洛茨基的当选及其活动，使他在国内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虽然托洛茨基等人未能使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革命态度和功绩。

1907年，托洛茨基被第二次流放西伯利亚。一月，他逃回彼得堡，与妻子一起移居芬兰，受到列宁的关怀和照顾。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1908年10月，托洛茨基创办了《真理报》，试图把他办成“工人的报纸”，继续坚持中派立场，鼓吹调和。1910年，托洛茨基在“非派别性”的口号下，组织了一个维也纳俱乐部，要求各派互相合作。为此列宁批评他试图取代中央委员会。之后，托洛茨基又组织召开伯尔尼会议，建立“八月联盟”，再次试图把各派联合起来，结果未能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托洛茨基提出了“不败不胜”的口号，认为交战国一方胜利，必须导致对方失败，胜利者会加强国家权力，对革命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不能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沙皇在军事上的失败。认为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理论是一种政治投机。托洛茨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辩证理论。

1915年9月，由国际社会党人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大会宣言。他标志着托洛茨基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托洛茨基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他对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和列宁是相近的。实际上列宁并不全部同意宣言的内容。

会后，由于托洛茨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他主办的报纸被迫停刊，他也被驱逐到西班牙。同年，离开西班牙来到美国。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驱逐的。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托洛茨基持“中派立场”，组织上长期与布尔什维克处于不和状态，在观点为上与列宁有重大分歧，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从事的政治活动，还是应该肯定的。

二月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立即回国，并由于他的政治威望很快被选为苏维埃的领导人。1917年5月，托洛茨基加入了左派组织“区联派”，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此时的托洛茨基已脱离孟什维克，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赞成布什维的路线，并表示愿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于是，经列宁提议，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同意派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成立组织局，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的这次行为，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党输送一批重要领导人物，也奠定了托洛茨基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选举中，所得票数列第三位，说明他在党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身份，为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建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担负了十月革命的军事组织和指挥工作。托洛茨基指挥了整个起义，是实际上的军事总指挥。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托洛茨基在重大问题上是支持列宁的。在以列宁为首的政府中，托洛茨基担任外交委员，主管外交工作，对敌视新闻政府的国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铁总执委”以罢工相威胁，要求以联合政府取代新政府时，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采取妥协态度，欲把列宁排除在外，在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和受他影响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支持列宁，保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关于是否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尽管他本人不同意列宁的主张，但最后表决时，他还是投了弃权票，使列宁获得了稳定的多数，实现了不惜代价与德国签订和约的主张。

1918年3月，托洛茨基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担负起红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设立了新的军区指挥体制，吸收一些旧专家参加军队工作，在部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当外国干涉时，托洛茨基又亲临东部前线指挥战斗，采取严厉措施，下令枪毙了一名想逃跑的团长和一名政委，对整顿军纪、鼓舞士气、重振军威起了重要作用。

托洛茨基在新政权的建设和军队领导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但其所犯错误，也是严重的。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不战不和”的主张，没有按照列宁的指示签订和约，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军事领导工和中，轻视政治委员会的权利，以老爷式的行政命令对待下属，重用旧专家，对他们缺乏警惕性等，结果引起了很多军队领导人的不满，最后使他们结成了“军事反对派”。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就工会问题挑起与列宁的激烈争论，试图以军事方法组织生产，把工会变成国家行政机关。这次争论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生产了很大的影响。

1922年3月，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兼管中央组织局工作，这使本来就与斯大林有矛盾的托洛茨基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小。重大事项都是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决定。列宁病情转好后，准备多发挥托洛茨基的作用，把很多重要问题委托他处理，并建议任命他但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拒绝了。认为这一职务是有职无权，处处受到斯大林的限制。在列宁晚年，托洛茨基得到了列宁的信任，在很多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由于托洛茨基正在高加索疗养，未能赶回参加列宁的葬礼，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推选出列宁两个重要职务的继任人，托洛茨基落选。不仅如此，还对他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

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列宁认为，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认为他们二人是“中央两位卓越领袖”。托洛茨基“不仅具有卓越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里最能干的人，但他过于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托洛茨基认为，列宁本意是让他做列宁的接班人，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列宁生前曾提议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在《遗嘱》中把他与斯大林并列第一位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前所犯错误提出批评，并影射斯大林也有错误，结果遭到其他人的反击。1925年1月，斯大林采用清除政策，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军事职务，保留了党内职务。

随着托洛茨基的失势，季诺维也夫等人便把斗争矛头指向斯大林，形成了新反对派。由于新反对派斗争失败，其成员不是被解职，便是被贬职，力量大大削弱。于是，新反对派便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起来，在各地进行一些公开或秘密的派别活动。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列宁的《遗嘱》，激怒了斯大林。于是，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反对派又发表了《反对派政纲》，批评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组织示威和游行。于是，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

鉴于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经布哈林提议，托洛茨基被遣送到阿拉木图。由于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斯大林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决定把他驱除出境。191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除到土耳其。1932年2月，苏联政府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

托洛茨基被驱除出境后，便着手组建第四国际，并把它看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甚至认为为比参加十月革命更为重要。托洛茨基原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对各国共产党有广泛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准备，1938年，在巴黎成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在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为秘密名誉书记。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主持起草的“过渡纲领”。试图以此纲领取代第三国际的最代纲领。托洛茨基的活动，对他的政治处境越来越不利。

1933年，托洛茨基来到法国，后来又到挪威。由于1936年的莫斯科大审判，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挪威当局不愿因此而影响与苏联的关系，他又被迫离开挪威来到流浪生活的最后一站——墨西哥。在这里，他继续开展第四国际活动和写作。1938年，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审判，他被指控暗杀基洛夫，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940年5月，托洛茨基的住宅遭到武装袭击，同年8月20日，一位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借口要托洛茨基修改文章进入他的办公室，乘其不备，用藏在雨衣里的小冰斧猛击他的头部，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在医院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在弥留之际，认为自己是“死于政治谋杀”。至于托洛茨基的被害是否与苏联当局有关，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托洛茨基被害前，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危险，提前写下了遗书。他写道：“在我那有意识的生活的43年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其中42年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如果我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话，当然我将力图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道路将是不会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亡。今天，我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与青年时代相比，不是淡薄了，实际上是更加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