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建筑师——萨缪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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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美国犹太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名字被广为传颂。迄今，就享有地位和博得的赞誉而言，在这个领域，尚没有能够与他媲美的第二人。美国学者称他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称为经济学的“萨缪尔森时代”。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排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首席位置。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    )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他16岁就被芝加哥大学破格招收入学。20岁从该大学毕业同时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1936年(21岁)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1年，刚满26岁时便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正是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里，萨缪尔森接受了五年纯粹反正统的经济学教育。他充分吸收了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新理论以及“凯恩斯革命”等异端思想。1941年以后，他一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师，年仅32岁就被聘为教授，并一直在那里教授经济学。此外，他还历任美国全国物资计划局顾问(1941-1943年)、战时生产局顾问(1945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肯尼迪总统顾问，并且是1961年呈交肯尼迪总统的那份特别工作小组报告《美国经济况》的作者。多年来，他还是《新闻周刊》的定期撰稿人。在学术界，他先后担任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51-1953)、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1)以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65-1968)等重要职务。

萨缪尔森早在读研究生时就已初露锋芒。他23岁时发表的学术论文《评消费者行为纯理论》，就曾在全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次论证了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需求曲线能够从市场中可观察到的购买所“显示”的偏好推导出来，而不必再乞求于边际效用理论或无差异曲线。正由于他受过包括高等数学和物理学在内的良好正规教育，使他有可能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独到地开创出新的研究方法，而且利用这种新方法驾驶冲击经济学的一个新浪潮——数学革命，并在这场革命中起了决定作用。他揭示了那种可以为各个经济学领域提供共同基础的数学方法体系，并把经济分析提高一个新的划时代水平。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界认为，他是一个以科学家身份出现的经济学家，并给当代西方经济学带来了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觉醒。早在1948年，他刚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出版了内容宏富且又深入浅出的《经济学》教科书。10年后，他与罗伯特·多夫曼、罗伯特·索洛合著的《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1958年)，在传播数学最优化技术方面曾起过决定性作用。它成功地把价格理论、线性规划和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此后，他又相继有多部著作和300多篇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问世。他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界最高产的经济学家之一。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里，他几乎平均每一个月就有一篇学术论文问世。这些高水平的论著，确立了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崇高地位。

萨缪尔森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荣誉并获得许多大奖。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曾获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47)，这是当时专为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最杰出著作设立的大奖。1970年他又同时获阿·爱因斯坦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两项大奖。特别是他作为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尤为引人注目。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萨缪尔森的的题材广泛的著述，不仅几乎涉及到西方经济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如国际贸易、生产理论、资本理论、财政分析、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等)，而且他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水平方面，比当代任何经济学家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事实也是如此。他的大量著作，业已涉及到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切主要领域，而且对经济学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例如，他那运用多种数学工具分析静态均衡与动态过程的分析方法；他那关于静态条件下和动态条件下一般均衡的稳定条件的论述；关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的论述；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论述以及他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赫克雪尔——俄林定理”的补充等等，都是很有建树的。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巨大成功和荣誉面前从未止步。他几十年如一日，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奋斗精神，保持着多产的传统，并不断向新的领域开拓进取。

他的代表性著作有：《经济分析基础》、《经济学》、《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人合著)、《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等。

萨缪尔森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被西方奉为“经典之作”。他本人对这篇论文也极为珍爱。该文问世不久，就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载维·A·韦尔斯奖的殊荣。此后，这篇著作中所论述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方面，一直被认为是经典性的论述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经济分析基础》之目的，就是要清除在经济分析中长期存在的那些由于阐述含糊和在应用上毫无意义的论述而产生的错谬。这是本书的核心。实际上，萨缪尔森的“数学革命”几乎冲击了过去的一切。此后英美两国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也日益强调把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知识作为理解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前提条件。这种不同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作用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目前西方这一代教授和经济专家们，都受过诸如萨缪尔森这样的数学革命发动者的教育，从而也导致他们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学会使用数学语言。此后，每个再进入经济学界的新人也都显示出越来越高明的数学(和统计学)技巧。这就在整个经济学界提高了运用数学方法的一般水平。

对于数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的批评，萨缪尔森曾作过强有力的辩护。有人认为，数学符号可能会掩盖那些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他辩护说，他并没有肯定那种不具备充分经济理论基础的数学技术。也有人认为，复杂的数学公式所具有的严密性质，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不适宜的。因为在经济学领域中，资料很不完备，实验方法也靠不住，这同自然科学中运用数学是根本不同的。萨缪尔森充分注意到了诸如此类的批评。他认为，数学公式能够阐明一种模式或一种观点的基本结构和性质。因此，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一直坚持运用数学方法，并且还进一步把数学分析同几何图形、文字说明结合起来，以使它能被更多的数学修养不足的读者所理解。至于精确性和相关性的问题，他认为，数学方法的精确性是适用于经济学的，只要它能够对经济理论中那些有意义的命题和原理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萨缪尔森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第一次把经济学的动态方法同静态方法统一起来，被称为“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他的学识和思想非常杰出。

首先，萨缪尔森对西方经济学中各流派系谱的知识是十分宏富而深刻的，并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些理论。他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拥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知识和权威的深刻理解，因而被公认为是一位学术造诣精湛的学者。他不折不扣地把自己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献给了这门艰深的学问。更重要的是，他很善于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知识，不断发展这些理论。他藐视那些非科学的所谓“创见”，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某些著作表现出他更像一个卓越的阐释者，而不是创造性的思想家。他更多的是在阐释别人的理论时，表现出他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对原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此外，萨缪尔森的这种品质，还表现在他对待知识的坦率度上，这也正是他颇受人们推崇的品质。在许多场合，他曾慷慨地承认自己研究方法上的错误。例如在那场迄今为止的鲜为人知的两个“剑桥”之间关于计量、资本理论的争论中，萨缪尔森就曾承认自己原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这种坦率态度，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其次，萨缪尔森把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科学，在弄清“混合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看来，首先要弄清个人对于价格、市场的反应方式以及政府干预的影响。他的《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体现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当然，这本书没有包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因为萨缪尔森认为，原“苏联型”经济在其运行中并不涉及经济利益，因为它实际上没有西方的那种市场、价格这类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此外，该书在理论上还实现了所谓“新古典综合”，解决了西方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对旧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同新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之间裂痕的担心。这种理论的直接感召也促使《经济学》一书取得成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的成功，使它成为当代经济学的最热门书，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用12种以上的文字出版，销售了1000万册以上，各种文字的译本在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里广为流传，并引起了全世界各种观点经济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甚至在原苏联也可以找到俄译本(当然是做了许多未经作者认可的删节和重要修改)。它的发行量在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历史中创造了最高纪录。当然，他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表现出的学术立场和理论方法，也受到了两卷本的《反萨缪尔森论》的批评，认为它在理论方法上存在矛盾。但他本人坚决否认该书存在任何逻辑矛盾。

最后，是他对最在百分比原理的贡献。他的一个最富于雄心的事业，就是要试图运用登月火箭飞行中所运用的那种最佳控制技术(在初始运载量、推力和降落终点既定的情况下，决定各时点上的最佳轨道的技术)来得出生产的时间轨迹，以满足通常微观经济的效率技术，以及用来得出消费的时间轨迹，以使每个人消费率在持续时间内达到最大这个意义上说是最佳的。在解决持续最佳增长的数学难题过程中，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假设：假如计划从洛杉矶开始作一次沿西海岸的旅行，将尽量利用高速公路并选择最佳路线跑完全程。他认为，类似的做法原则上也可运用于制定经济最佳增长政策。萨缪尔森说“为了最有效地使一个国家得到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它应当迅速地向最大的平衡增长结构推进，在一定条件下，它应当迅速地向最大的平衡增长结构推进，以便飞快地前进。要尽快向高速公路驶去，然后在20年计划的终了时，再离开这条道路向最终目标进发”。而为了实践他的这个“最大化原理”，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用财政金融政策调节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提出他的“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即一方面要限制工资和物价提高的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劳动者培训和沟通就业空位情报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增加收入。这里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强调国家加强干预经济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市场调节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重新强调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thand)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