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8日，我出生在柯尼斯堡一个雅克（德国犹太人）家庭。柯尼斯堡是个北方港口城市，位于东普鲁士境内，当时属于德国，尽管东普鲁士与德国其它领土还隔着波兰走廊。二战后，柯尼斯堡被更名为加里宁格勒，成了俄国的一部分。从童年时代离开这座城市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也没有回去的愿望，我不觉得那座城市或德国同自己有什么联系。
在柯尼斯堡时，我的父亲费马．施洛斯伯格是个干货商。我对他最早的记忆是他躬下身子，将他那张宽大的笑脸贴近我，像个孩子那样问我：“利亚，我们今天去清点豆子，好吗？”
实际上，现在回忆起来，我家可以算得是中上等阶层，日子过得很好。我们有一座三层楼房，长长的走廊将许多房间连接起来，前面是一个景色宜人的大公园。不过，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同幼儿园家庭教师呆在单独的房间里，很少同父母见面。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见到他们总是穿着晚礼服，而不是平时穿的衣服，因为他们经常是在出去听歌剧或音乐会之前才到我房间来看我。作为当时很典型的犹太儿童我是不上幼儿园的。无论什么天气，幼儿家庭教师特鲁黛都要领着我步行到公园或动物园去，有时候也去找我的犹太女伴们玩，她们都有家庭教师陪伴。我非常喜欢户外活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溜冰和滑雪。
后来，一些完全超出我理解能力的事情发生了。
1933年1月31日，在我只有5岁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
关于希特勒上台最可怕的是什么哪？如果问我父亲，他会说：最可怕的是，他是经选举上台的。希特勒代表着全体德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个疯子统治下的德国，一个犹太家庭还有什么指望哪？父亲是个很果断的人，他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这一凶兆（天哪，其它人可不是这样。水晶之夜计划还是5年后才实施的）。
希特勒当选的第2天，父亲就收拾起行李，乘火车到里雅斯特（意大利港口城市），去了。他从那里搭船前往巴勒斯坦，为我们在巴勒斯坦定居做准备。当天夜里，母亲领着我姐姐阿维瓦德国家庭教师和我登上了开往里加的火车。我们把家安在拉托维亚，一直等到巴勒斯坦那边的事安排妥当。逾越节的时候，父亲来到里加同我们团聚。他已经盘下雅法（原是巴勒斯坦人的一个港口城市，1909年在城北有一群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了定居点，名为特拉维夫。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以军占领雅法港，巴勒斯坦居民迁出，该地名从此消失）的巴勒斯坦旅馆，这是个大胆的举动，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生意，这个旅馆也就成了我们在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家。我们在里加一直呆到7月才回到柯尼斯堡搬家，并同亲友道别。随后我们迁往巴勒斯坦。
6月5日，轮船抵达雅法港，我永远也忘不了迎接我们的那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是夏季炎热。港里回荡着各种语言的喊叫，一群小船摇摇晃晃地围了过来，准备把我们接上岸。过了一会儿，移民当局给我们注射了伤寒疫苗。
雅法港气味刺鼻，熙熙攘攘……
通往特拉维夫的路上尘土飞扬……
一切都是异国情调—梦着面纱的女人，成群的骆驼，没完没了的沙尘……
新家到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巴勒斯坦旅馆。同乱哄哄的雅法港相比，清凉的大理石门厅就像救命的避难所。平滑的地面，柔和的壁灯，花纹细腻的波斯地毯，使巴勒斯坦旅馆的门厅显出一种宁静的东方气息，特别是在夏季，在室外酷热难挡的时候。
旅馆内两位黝黑英俊的苏丹服务生塔菲克和艾哈麦德很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尽管我们语言不通。希伯来语是跟新的家庭教师和别的小伙伴们学的，进展很慢。我一直不说希伯来语，直到我认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渐渐地，我开始接触外部世界了，特拉维夫终于成了我的大游乐场。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工地，那么多沙堆和土坑足够我们跳来跳去，爬上爬下地捉迷藏了。
还有吃不完的西瓜 嫩玉米和棒冰，以及海边的冷饮店。
在沙滩上建立起来的特拉维夫小城，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父母把中欧的习俗带到了巴勒斯坦。他们完全按照雅克人的习惯生活，但他们的出生地却是俄国。他们很小就随父母迁到了德国，父亲崇尚艺术，特别是德国的艺术。他对艺术的热情注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德国的时候，父母去过很多地方，他们常谈起在各地的见闻，常光顾柏林的剧院或美术馆。回家后也不忘热情地赞美一番。父亲和母亲都是影剧迷，戏剧大师著名歌手的名字常挂在他们嘴上。尽管父母对欧洲非常眷恋，但自从来巴勒斯坦以后，他们却没什么机会回去看看。当然，即使他们回去，也不再是为了娱乐。
在特拉维夫我们一天天长大。星期六上午，父亲常用德语原文为我们朗诵歌德和海涅的诗作。刚到巴勒斯坦时，父亲的希伯来语说得很不流利，但他很快成了特拉维夫剧院的常客，并且十分欣赏那里上演的戏剧。每逢周六，他们都要到特拉维夫博物馆听室内音乐会。只要有新的管弦乐演出，他们总立即订票。1936年托斯卡尼尼指挥巴勒斯坦交响乐团（后更名为以色列交响乐团）做了首场演出。音乐会是在一个集贸市场里举行的，他们只能在波纹铁皮板搭的凉棚下演奏，下着小雨，何况顶棚还是漏的。尽管如此，那场演出仍很了不起。
父亲热衷德国艺术，这同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认识和对在德早年生活的恶劣印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生来一副犹太面孔）并不矛盾。自15岁起父亲就是个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加入了一个受赫茨尔影响的团体，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 奥地利记者作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在他的创议领导下，1897年8月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通过了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巴塞尔纲领》，创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从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直到1948年5月赫茨尔预言的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描绘的犹太国的美好前景激励着他们。
1927年当父亲第一次来巴勒斯坦时，他就在那里购置了不动产—耶路撒冷的一座房子，本雅米纳地区的一小片柑橘园和各种股票债券。不过这些财产到后来都没有多大用处。自我们933年迁往巴勒斯坦后，生活状况越来越差，每当家里缺钱时，父亲都要变卖一部分财产。如同相当多移居巴勒斯坦的欧洲移民一样，父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向往有文化色彩的高质量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并不在意到基布兹给马铃薯除草，也不觉得在旅馆服务台前摇铃招呼服务生搬运行李有什么不好。毕竟他们是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做这些事的。
旅馆里有一种世界主义的和平气氛。而巴勒斯坦各地却不是这样。在3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和平共处的，但两个群体从来未融合在一起，也从未居住在同一区域。阿拉伯人的雅法和犹太人的特拉维夫是相邻的两个城市，耶路撒冷则分为不同种族的居住区，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每当我们驱车到本雅米纳看望内蒂姑姑时，都要穿过一片沉寂的阿拉伯村庄与城镇，那不可思议的沉寂常使我感到不安。但父亲却不以为然，跳下车便兴冲冲地用结结巴巴的阿拉伯语问路。1936年，由于犹太人大量涌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起了暴乱，这样的旅行就变得不那么正常，危险性也大了起来。
每一次阿里亚（希伯来语意为“移居巴勒斯坦”，1882年7月起到1948年建国，共6次大规模的阿里亚运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从2.4万激增至65万）都引来对新移民某些奇异风俗的嘲笑，但谁都没有雅克人受到的嘲笑多，德国犹太人总是成为玩笑的对象。成年人掌握当地语言十分困难，学会了也摆脱不了浓重的德国口音。不仅说话如此，那些受过严格教育的人举止过于拘谨，男人们在打招呼时总忘不了摘一下帽子，没完没了地用德语说“多谢”和“不客气”这毛病让东欧犹太人感到十分滑稽。
正如家人想象的那样，我的希伯来语是在学校突飞猛进的。我6岁是进入私立贝尔福小学开始接受初等教育。贝尔福小学俗气得很，父母十分讨厌这所学校，嘲弄她不过是个私营企业，没有什么价值观，一心一意就只为了赚钱。
但学校到底是学校，即便在这个俗不可耐的贝尔福小学也是如此，她不仅将我带进了知识的技能的门槛，而且使我开始有了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她是我融如巴勒斯坦犹太社会的开端。父亲从来不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同大多数移民一样，属一般意义的温和派犹太复国主义者。
上8年级的时候，我走上了比我大7岁的姐姐阿维瓦曾走过的道路，加入了社会主义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组织—青年警卫队，穿上了蓝罩衫和蓝裙裤制服。我们必须在周五和周六晚参加例会，并曾徒步走遍整个巴勒斯坦。我们热衷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对工人运动史有纪念意义的革命事件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历史尤其感兴趣。周五晚，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唱歌，直到深夜，它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复杂的政局一直在变化中：同欧洲其他领导人相比，墨索里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犹太人是比较宽容的，但到了1940年意大利成为纳粹集团的积极成员后，局面就不可挽回了。1940年9月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墨索里尼的空军竟然轰炸了特拉维夫。
渐渐地，特拉维夫街头穿军装的人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为了同希特勒的刽子手们抗衡，他们自愿参加了英国皇家军队，后来被编入了犹太旅。
英国军队大量涌入了我们的家园，表明战争已经演变成真正一场真正意义的世界大战。父亲成功地逃离了纳粹德国，但他无法摆脱纳粹的威胁。战争期间，他每天夜里都焦虑地守侯在收音机旁，捕捉前线传来的消息。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还是遥远的，生意照常要做。我年纪小实际上并不了解欧洲战事的发展意味着什么。直到40年代初期，才开始懂得一些。但父亲却一直忧心忡忡能够，经常自言自语：“犹太人为什么呆在那里？这么大的世界，他们为什么要呆在德国或苏台得地区？他们为什么不逃跑哪？他们还在等什么？”
同几百名特拉维夫儿童一样，我被疏散到了耶路撒冷。人们总觉得耶路撒冷是个安全区，因为那里有很多天主教圣地。我的耶路撒冷岁月是在一所宗教学校里度过的，学校的名字是玛阿勒，她使我大开眼界。由于家庭背景的原故，我过去对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了解的太少了。那是1942年的世界，大屠杀的焚尸炉成天无休止地冒着浓烟。大家都是犹太人不管是不是恪守教规，都不太可能保持对世界的原有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灵魂，它改变了我的灵魂，也改变了伊扎克的灵魂。
克满德．兰茨曼克耶介绍他即将上映的一部有关大屠杀的影片《大灾难》时说：“他们被送进煤气室时是孤独的--我们没有同他们在一起。”确实是这样，整个世界都背过了身体，移开了目光，不愿接受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
我们的家人也未能逃脱大屠杀。实际上，有几个犹太人能说他们的家人都逃脱了那场大屠杀哪？过后很久我们才知道家人遇难的细节。在无数死与大屠杀的人中有我的外祖父摩西．纳赫曼松。1944年4月5日，他被塞入恐怖列车从福索理集中营向奥斯维辛集中营转移。4月10日摩西．纳赫曼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当天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在那里，这位78岁的老人回到了上帝身边。他到死都是孤独的，我们—他唯一的亲人甚至连他死的消息都不知道.
是二战中发生的那场邪恶的大屠杀才使我们获准建立一个犹太国吗？答案是我无法作出的，这种说法非常值得怀疑。
但另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楚的：还有什么能比大屠杀更能使人么意识到有必要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家园，从而使全世界犹太人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哪？
利亚．拉宾《Rabin :Our life ,his legacy 》
PS:作者在原书中还曾提到如果大家如费马．施洛斯伯格那般警觉或许那场大屠杀就可以避免了。在这里想说即便当时的犹太人都一般小心，却并非每个人都有那般勇气或财力放弃许多代人努力的结果到当时的不毛之地巴勒斯坦或其它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暂不说时局变化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很短的时间内犹太人便被限制了自由，那些经历千难万险逃到自由之邦（如美国）最初一代大多生活相当戚苦。 |
犹太家园--巴勒斯坦地区早期犹太移民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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