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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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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及其当代意义

［作者：欧阳康张明仓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424 责任编辑：admin ］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近来我国哲学界讨论的重要热点问题，这种研讨必将对我国哲学研究产生全面、深远的影响。不过，对于马克思哲学有没有自己的本体论，人们的理解仍然很不一致。有人甚至认为，从本体论方面解读马克思哲学，既看错了对象，也找错了问题。那么，从本体论方面理解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中的变革意义是否恰当？如果没有自己的本体论，马克思哲学何以奠基与立足？如果有，马克思本体论与历史上的本体论有何异同？其特色和合理性何在？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准确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合理建构。本文认为，本体论问题是马克思哲学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而批判和超越传统本体论，则是马克思实现哲学伟大变革的最重要基础。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和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本体问题，强调以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来统摄自然本体，并把合理性追求融入本体问题的探索之中，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以及探索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形态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谈些初步看法，与识者共同探讨。

    一、本体论探究的深层根据

    对于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我国哲学界近年来做了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探讨，尤其是从词源学等各方面对于“本体”、“本体论”等基本概念和译名的辨析，[1]对于正确理解本体论问题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对于本体论及其当代意义的探讨还可以换个角度并有所深化，这就是将其与人性和哲学本性探讨结合起来，寻找其深层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体论问题之不可回避和不可抛弃，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和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本体论探究之所以具有近乎永恒的意义，在于它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据和哲学思维根据。本体论追寻的意义在于它根源于又体现着人的超越本性和哲学思维的致极性、超越性方面。

    首先，人的超越本性和超越性存在方式，是本体论探究的深层人性根据。哲学的“本体论”探究，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作为一种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的指向以及一种趋向无限的终极关怀，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本性的玄学，它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据。

    就人的本质规定性而言，人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存在。具有未完成性的人，天生就具有超越现实限制的激情和冲动。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不断地将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变成新的现实世界，这是人区别于和超越于动物的一个显著标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动物是非超越性的，它与其生命活动具有直接同一性。动物延续种类的生命活动是“复制”式的，动物的历史是一部自然史。与动物的本能和复制式的生命活动不同，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独特的超越性。诚然，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只能在既有的各种物质前提下进行活动，不能随心所欲地超越各种条件和界限。但是，人并不是普通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非特定化的人，永远处在未完成之中，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不仅如此，人还是有意识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当马克思指证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强调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强调“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时，他所强调的人的意识，不是一般的意识，而是一种超越意识。具有超越意识的人，是这样一种新的“类生命”，他永远不会满足于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永远不会满意于本能式的或复制式的生存，永远不会满意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生活，而总是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讲求“做人之道”，积极创造有价值的人生。为此，人不仅总是不断寻求超越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总是努力超越自身生命的逻辑、理性的界限，不断开拓自己活动的可能性空间，实现着自己区别于和高明于动物的超越本性。

    超越性，既是人之为人的优越和可贵之处，也是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人永远不会停留于某种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总是要通过观念方式和实践方式，力求超越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力求不断地超越自我。在此过程中，人既推进了历史的发展，也改变了人自己的存在状况和规定性，不断地实现着人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3]。古往今来，出于自身独特的生存状态，人们总是力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和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确认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在世界中的命运问题。为此，具有超越性的人总是力图突破现实条件的限制，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和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探索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4]就此而言，本体论探究绝不是外在于人的某种奇思妙想，而是有着深刻的人性根源，其最深层的根据就在于人的这种超越本性和超越性存在方式。

    其次，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是本体论探究的思维根据。

    哲学思维方式，实质是以理论形式表达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与一般理性思维相比较，哲学思维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无限性、普遍性、致极性、超越性追求的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表现和实现，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抽象和最高级形式。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本体论问题是最古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它最突出地体现着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特点，是任何真正的哲学探索都难以实质性回避和抛弃的。

    在哲学思维的历史发生与系统发生进程中，经历了由动物思维经过神话思维向健全完整的人类理性思维的漫长演进和跃迁，而本体概念的形成和本体问题的探索，则是人类理性从事哲学探索的关键一步，是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的提升和跃迁的关键一环。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巴门尼德对于现象背后的“存在”的探索，到柏拉图的“共相”、“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提出和论证“实体”、“本体”、“存在”等一系列真正的本体论概念，古代本体论逐步形成。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本体论的最大代表，他把本体问题确定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把哲学规定为关于第一本体和最高原因的理论。他在多种本体中寻找第一本体，在多种原因中选择出四个主要原因，又在四因中确定出极因，表明了人类理性寻根究底的致极性追求，确立了“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本体论”的基本观念。亚里士多德本体论初步表达着人类超越有限世界，探索终极存在、终极原因，寻求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哲学追求。此后，本体论曾经长期居于哲学涡流的中心，并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影响着对于几乎其他所有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对于其它哲学问题，比如认识论、价值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的探究均以本体论问题为中心而旋转。其最辉煌的例证之一便是中世纪至善的神学也不得不为万能的上帝寻找其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近代以来，认识论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并且成为哲学涡流的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论问题的完结或消失，而是其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与深化。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展开争论的问题很多，但其根本性问题，却是普遍必然性知识的真实基础问题，其中也就当然地包含着对世界的终极存在的终极解释是否可能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体论问题是最古老的并长期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就其特性而言，本体论探究最集中地体现着哲学思维的致极性和超越性特点。哲学思维的特点，可以借助于不同参照系从多个方面加以研究和概括，例如，抽象性、总体性、整体性、根本性、思辨性、反思性、对答性、体系性、继承性、并存性、实践性等等。而从过程性来看，哲学思维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致极性”和“超越性”。极，就是极限，它通过终极、极端、彻底等而表现。致极，就是追求极限，达至极限，就是寻根究底，寻求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解释、终极意义、终极价值等，也就是去追求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彻底的根源性。哲学思维，无论就其历史性还是就其现实性而言，都是一种极限思维。极限是有限与无限的边界，是最大、最多、最全、最深、最广、最完整、最根本、最彻底的有限。在极限的范围内是有限，在极限的范围之外是无限。极限是有限向无限过渡、转化的关节点、度、临界点。超过了这个关节点、度、临界点，则实现了有限与无限的转换。就现实的人和人的思维来说，他的出发点是有限，立足于有限的基础去追求无限，但对于有限的和非至上的人类思维来说，他所能达到的无限即是极限，是有限的边界。这个极限也就是人类生存、实践、认识、思考能达到的最大边界。哲学思维作为一种极限性思维，就是力图通过超越有限、达到极限而去接近无限。人所追寻的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解释、终极价值、终极意义，尽管就其目标而言，总希望它们是永恒的、不变的、最终的、无限的，但实际上却总是在有限认识中达到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充分、最完备、最全面、最深刻、最合理、最能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说明和解释。当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所能达到的极限是有所不同的。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对极限的突破是一个现实的历史性进程，知识的积累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会使已经达到的极限不断被突破、被超越，而超越极限在更大的范围逼近无限，又是每一代哲学家的自觉追求，这就是与哲学思维的至极性特征相关联的超越性特征。每一代、每一位有成就的哲学家都把前人已达到的极限看作有限而力图将其加以超越，去寻求新的极限以更逼近无限，这正是哲学学科具有永恒魅力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本体论问题，正是这样一种真正的极限性问题，它关注的正是一些终极性、根本性问题。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寻求自己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终极性答案，但他们所达到的结论又只是时代所允许的极限，这就为后代哲学家和同时代哲学家之间相互超越留下了余地，创造了契机。这正是哲学发展的永恒内在动力之一。

    德里达曾经说过：“了解什么能被称为‘哲学’的问题总是哲学的真正问题，是它的中心，它的根源，它的生命原则。”[5]德里达本人对于本体论的态度，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本体论问题正是此类真正的哲学问题。对于任何真正的哲学探索来说，它们可以不同意某一种具体形式的本体论，但是，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却不能不具有致极性和超越性特点，它们在实质上不可能完全回避本体论问题，它们对于各种哲学问题的解答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某种本体论基础。

    二、批判与超越传统本体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基础

    在本体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影响颇大的观点认为：如果承认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就必须否认马克思哲学有本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哲学有本体论，就必然否定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要么确认马克思哲学是没有本体论的现代哲学，要么确认马克思哲学仍然是有本体论的旧哲学，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他们还认为，对马克思哲学作“有无本体论”之类的追问，实际上是沿袭旧哲学的方式抽象地思考问题。如果把本体论“强加给”马克思哲学，就必然导致模糊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本质区别，取消马克思哲学在哲学领域的伟大变革意义。

    这种观点把本体论“清除”出马克思哲学，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一方面，它与实证主义等“拒斥形而上学”合拍，因而看来符合了现代哲学的潮流；另一方面，它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作辩护，因而看来保护了马克思哲学的主流地位。但是，然而问题是否如此简单呢？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就马克思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和超越进行反思。

    前面我们探到，本体论作为一种哲学分支学科，其存在具有必要性，也是哲学探究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但这并不是说哲学史中各种本体论学说都是科学的、合理的。传统本体论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奠基，曾经盛行一时。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科学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休谟、康德等对本体论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怀疑和诘难。休谟以怀疑论的形式，质疑了追寻本体问题的可能。康德则认为，旧的本体论不考察人是否具有把握世界本体的能力，便妄谈世界的本体如何，这是不自量力的。他的任务便是在认识之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由主体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来说明知识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范围和限度。康德由这种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消极的，因为他限制理性并把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留在了神秘的彼岸，但他却开启了哲学研究中的主体性思维方式，开启了以主体的自我反思为出发点去观察、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全新视角。康德对以往本体论的批判，是对传统的客体中心主义的一次真正突破，也是对旧有的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和心灵本体论的一次深刻革命。之后，黑格尔对本体论作了改进，他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将旧有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建立了无所不包的庞大的思辨唯心主义体系，从而使传统本体论在遭受康德重创之后东山再起，并登上其顶峰。黑格尔哲学则成为传统本体论的最大代表。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代表的古代本体论和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近代本体论虽有不少差异，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不妨统称之为“传统本体论”。传统本体论的形成和演变，标志着人类思维水平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度，并对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不过，传统本体论毕竟只是对于本体论问题的一种并不那么恰当的历史性解答方式，它以某种超验的终极的实体作为追求目标，并用这种实体终极地解释和说明一切，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实体中心主义”。传统本体论企图通过对所谓变易现象背后的不变本体的追寻，以纯粹的思辨方式建立一套支配宇宙万物的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最终必然走向独断论、先验论和神秘主义。随着人类生活实践和哲学思维的发展，传统本体论可以并且必须被超越。

    对传统本体论进行批判，是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共同特征。由于黑格尔哲学是传统本体论的最大代表，因而，这些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也特别体现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正如怀特海所说，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以攻击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开始。黑格尔“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创始人，而且在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还支配了那些更加具有技术哲学运动的逻辑实证主义、实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奠基人”[6]。不过，黑格尔哲学对这些哲学的影响是大相径庭的，而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也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就是说，就这些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来说，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大都是攻击性的、全盘否定的，而马克思哲学所作的批判则具有扬弃的性质。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地承认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我们也似乎非常熟悉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然而，我们却常常不能意识到，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诚然，从我们目前已掌握的材料看，马克思只是在自己尚处于黑格尔主义者时期，在《博士论文》和《伊壁鸠鲁?笔记》等文中，数次直接使用过“本体论”的概念，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就基本上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了。但是，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来看，马克思哲学包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本体论思想，它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仅是而且主要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并且，由于马克思曾经是一位出色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后来对黑格尔本体论的批判也就愈显深刻、愈有说服力。马克思首先揭露了黑格尔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认为它是“头足倒置”的。同时，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批判地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不过，人们经常忽略的是，马克思改造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是与批判黑格尔本体论结合在一起的，因为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就依附于黑格尔本体论。1868年3月，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曾明确表明：“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7]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对黑格尔本体论的哲学批判与语言批判结合起来，揭露了传统本体论的“哲学语言的秘密”。马克思指出，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人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它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8]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理论层面。已经确立了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马克思深深地知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因此，他的本体论批判进一步从“理论批判”走向“实践批判”。马克思特别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并进而考察商品的二重性及商品拜物教现象的产生，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做出历史的、批判性的说明，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对传统本体论的理论批判进至实践批判，强调发掘并消除传统本体论的现实社会根源，这是马克思能够实现对传统本体论的合理批判和超越的关键。

    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过程中，与现代西方哲学或者全盘否定本体论，或者刻意创立代替传统本体论的某种新本体论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刻意编造什么本体论体系，而是从对传统本体论的理论批判进而揭露其现实社会根源，并指出只有消除这种根源才能彻底克服传统本体论。这种对“实践批判”的强调和探索，在本体论研究中是空前的、振聋发聩的。而在批判传统本体论以及当时的现实生活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本体论乃至整个哲学的实践转向。从本体论角度看，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超越传统哲学、开启现代哲学，并成为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和超越占有极为重要的枢纽和基础地位。

    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意义的在于，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本体论进行批判时，并没有采取简单抛弃的态度。就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以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来打为时髦时，马克思公然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比其他哲学家都更深刻地理解到：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或简单地宣布其荒谬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无疑曾经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正是由于马克思确立了实践论思维方式，并对传统本体论及其现实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就使马克思哲学真正克服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和传统本体论，创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了解了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的“破旧立新”，不难看出，那种把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实际上包含着双重误解：它既误解了本体论，也误解了马克思哲学。一方面，它把本体论形态单一化、凝固化，并以历史上某种具体形态的本体论缺失而否定一切本体论的合理性。其实，本体论并不是单一的、凝固不变的，它会随着生活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地更新自己的形式，并从一定侧面反映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它也误解并架空了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确实是一种现代哲学，它也确实扬弃了传统本体论，但是，它并没有抛弃一切本体论，而是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本体论”。如果“强硬地”把本体论从马克思哲学中人为地抽去，马克思哲学就失去其立论的根基，它与旧哲学的本质区别以及在哲学史中的变革意义就会真的被“抹杀”了。

    三、人的自由与人类解放——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和超越，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思辨或哲学遐想，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实践，浸润着强烈的价值取向。与传统本体论者孤立地、抽象地追寻作为“世界的统一性”的终极存在以及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不同，马克思自觉地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终极存在、寻求终极解释、探索终极价值，并将其与人的现实存在、人的自我理解、人生的现实价值追求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促进人类实践合理化的理论向导，从而使马克思本体论展示出明显的价值取向。立足现实生活实践追寻终极存在、终极解释与终极价值，实现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内在统一，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这是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显著特点，也是马克思本体论能够超越传统本体论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本体论批判中的价值取向，大体涉及到如下方面：

    其一，将哲学的主题和使命由仅仅“解释世界”置换为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合理地“改变世界”。本体观念指向的是世界的“终极存在”，本体观念的展开和论证，具有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的意义。传统哲学把本体论看作第一哲学，把本体诠释看作哲学的全部或最基本任务。因而，传统本体论乃至整个传统哲学，都不可能真正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却必然漠视人或抽象地、片面地理解人。它们不懂得人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或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促进人的自我生成、自我超越，因而都难以达到对于人的本性的真正把握，并最终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即便是传统本体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尽管他也论证了实践特别是劳动对人的解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终究把实践只是限制在精神、观念活动的范围，而不可能真正以改造世界为价值目标。传统本体论以至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这并不是指它着重于“求真”，即认识、解释世界的本原、本质、结构、发展动力及客观规律，而是指它把现实问题变成观念问题，甚至变成对现实的辩护。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把本体论看作众多哲学问题之一，认为哲学的使命不只是要解释世界，而尤其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来带动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所谓“改变世界”主要指的是不要满足于把现实的问题变成观念的问题，而是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即要寻找由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传统本体论并非都不想“改变世界”，也并非都只是辩护性的。但是，它们即使有改变世界的愿望，但由于缺乏现实的主体力量，由于解释或批判的抽象性，由于唯心史观，它们也不能实现“求真”与“求善”、“求美”的统一。更进一步说，即便它们能够发挥某些改变世界的作用，它们也难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实现了本体论的实践转向，使本体论第一次真正密切关注人及其生存世界并对之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批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这表明，马克思本体论的主题与传统本体论的主题存在根本差异，即由“解释世界”置换为“合理地改变世界”，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由于哲学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一方面，通过理性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使世界不断合理化，变成合理性的世界，也就是使“世界哲学化”；另一方面，哲学在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中也不断扬弃自身内在的缺点和缺陷，获得新的内容与形式，即使“哲学世界化”。

    其二，将本体论的关注重点转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社会存在和人的生存发展统摄自然本体。传统本体论漠视人及现实生活世界，它只是从自在的意义上关注物质与精神本体，关注自然本体。马克思本体论并不否定自然本体但不局限于自然本体，而是更关注社会本体，并把自然本体提升到社会本体的高度来加以考察，特别强调对于社会本体和人的生命本真意义的把握。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存在与人的生命存在是统一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本体论是一种“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或“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然对于人类的先在性，但认为这种先在性的意义恰恰在于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自然正是在向人的世界的生成中才展示出自己对于人的价值。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然对于现实人的基础地位，但同时认为，与人相分离的混沌的自然世界对于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在他的本体论探索中不仅意识到并明确提出了“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概念，而且把社会存在置于基础的层面上。一方面，马克思自觉地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并对人的对象化和异化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自然存在的意义，主张从实践的角度理解自然存在。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时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他在历史观上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自然观上也只是一种直观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乃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1]。这就是说，对人来说，自然界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在人的实践中、由人的实践活动而“生成”的，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2]。这并不是说，先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就不存在，而是说它不是人的存在，不是为人的存在，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马克思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3]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他所把握到的自然界只能是“抽象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思想物”。在马克思看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4]马克思把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看作实践改造的对象，明确地界定了自己新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5]。他认为，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而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把存在区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并主张从社会存在出发考察自然存在的意义，将其统一于自然世界通过人的劳动而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本体论的卓越贡献和重要优势。

    其三，将本体论探索的思维方式由实体主义思维转变为实践论思维方式。传统本体论遵循的是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体中心主义。而马克思则自觉地从实践论角度考察本体论问题，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把实践观提升到哲学观高度，把实践论思维方式确立为自己从事哲学思考的基本思维方式。[16]马克思从实践论角度审视“本体”、“本原”问题，强调从人的实践来理解一切“存在”或“实在”，认为离开人的实践的所谓“客观存在”、“本体”，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里，我们应当反复品味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7]。我们说，马克思本体论的突出贡献和优势在于，把存在区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并主张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存在和自然存在的意义，其实质正在于把一切现实的与人有关的存在都“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本体论不只追寻世界的“终极存在”，而且强调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马克思本体论把人理解为实践的存在，认为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参加到并影响着现存感性世界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了它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本体论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承认“天择”对于人的活动的前提意义，同时强调人在实践中的选择、创造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在“人择”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本体论既承认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承认其同时具有的消极的和制约的方面，主张通过实践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健康互动。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本体论重视人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而达成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改造，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改造，人才能自觉地进行选择与创造，才能理论地和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现实地和实际地依赖和掌握外部世界，促成人属世界向属人世界的持续转换。

    其四，将合理性追求融入本体论探索之中，强调事实与价值在社会历史中的统一。传统本体论的主要旨趣在于向外求索，寻求对于“无人之境”的某种事实的描述和说明。马克思以实践论思维方式考察本体论问题时，自觉地将合理性追求融入本体论探索之中，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割裂事实与价值的局限。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和社会存在的根本方式，而实践本质上是人为的和为人的价值活动，它总是遵循着外在物的事实尺度和人的内在的价值尺度。只是有了人才有了社会存在，而人类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世界，它不同于所谓自在的自然世界之特征，就在于它是人所创造的意义世界，是一个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人类社会在直观上体现为一个“物”的感性世界，而其深层的内涵却是一个处处渗透和体现着人的特性、人的活动和人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物性”和“人性”的统一体。马克思本体论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它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所谓终极存在、终极解释或终极价值，而是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永远保持一种实践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

    作为一种批判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本体论的根本旨趣正在于追求不断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合理地改变世界。它强调对社会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和彻底的反思与批判，揭示其中的不合理性，透析其深层原因，并指出克服的途径，以消除或减少人类活动前提中的不合理性、虚妄性，并使其前提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基点上不断更新、不断重建。马克思本体论注重科学的理论批判，但它高明于传统本体论之处更在于，它没有停留于理论批判，而是进一步强调实践批判，强调实践批判是理论批判的基础和最终目的，是促使“现存世界”不断向“理想世界”转化的根本途径。而在近现代社会里要进行彻底的“实践的批判”，就必须有能够自觉地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先进主体，这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负有推翻正在丧失其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为此，它必须在自己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促进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

    四、马克思本体论批判的当代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包含双重意蕴：一是马克思哲学基于实践论立场，对传统本体论作了合理的批判；二是马克思在批判传统本体论中并不刻意地建构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具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上述双重意蕴，都昭示出马克思哲学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在当今时代，马克思本体论批判及其所灌注的价值取向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本体论研究的问题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指出，当时的德国哲学所“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18]马克思这里虽然不是直接批判黑格尔哲学，但却无疑包含着对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本体论的批判，并表明了必须根本改变黑格尔式的神秘主义的本体论提问方式，根本置换本体论研究的问题域。马克思既反对古代哲学家用宇宙起源论的方式、脱离一切社会关系而奢谈什么是世界的本原和基础，也反对以自然主义和发生学的态度纠缠于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上来追溯世界的本体，他强调从实践论角度、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来思考本体问题，认为脱离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抽象地谈论本体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合理批判和超越，意味着传统本体论的真正终结，它使任何重新回到传统本体论的企图都是哲学倒退。而用传统本体论的概念框架和思维模式去解释马克思哲学，也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遮蔽。同样应该重视的是，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并不是对一切本体论的批判、否定或抛弃。马克思哲学只是改变了本体论研究的问题域，转换了本体论提问的立场和方法，并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过程中确立了本体论的现代形态——人和人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第二，它鲜明地昭示了马克思哲学作为辨证的、历史的、实践的、人道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马克思哲学创立以后，在它积极地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其自身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断地受到种种严重误解。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针对法国“马克思派”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就曾愤然说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而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哲学更是受到严重误解和歪曲。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几乎都把世界的本原无条件地定位为先在于人的、抽象的物质，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在这种教科书哲学体系中，唯物论（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这种抽象的、直观的本体论完全忽略了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践性和价值取向，它其实只是传统本体论的一种翻版，以它来诠释马克思哲学显然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严重曲解。有些人在批判这种抽象本体论时，又转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在强调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践性、人道性的同时，根本否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唯物性”，断言马克思本体论是一种人学本体论，硬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并非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其实，从马克思本体论批判角度看，正如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其唯心辩证法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样，马克思的新本体论与其唯物辩证法也是内在结合的。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本体论探索的实践论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马克思的本体论、辩证法也不是外在于人及其社会历史实践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和探索，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到，马克思哲学具有五位一体的基本规定性，即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实践性、人道性（为人性）。对这5个规定性既不能割裂，也不能孤立地理解，否则就会陷入片面和误区。其中，唯物性是最为基础性的，而实践性则是最本质、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而与其他特性内在结合的“人道性”则鲜明地展示了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和价值取向，表明了马克思哲学对人的本质、地位、价值、使命和个性的特殊关注，以及对于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强烈追求。

    第三，它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及其整体发展。马克思虽然很少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排除他比其他哲学家更经常、更深刻地思考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在对传统本体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确立了实践论思维方式和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并对黑格尔的与唯心辩证法相结合的先验论本体论以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进而对传统本体论的现实社会根源进行了实践批判。在批判和超越传统本体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全面、深入的探索，明显地促进了他对人、感性、实践、劳动、主体、主体性、价值、客体、中介、自然、社会、历史、规律、自由等基本范畴的理解，并促使他逐步确立了实践的观点和“从物质实践出发”的认识路线和思维方式，最终创立了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人道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以实践论为基础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意志论、历史观、价值论、评价论、决策论等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互渗性，它的创立和深入发展，促进了并必将继续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因此，马克思本体论的创立和深入发展，其意义却不只在本体论本身，而是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分支的深入发展，并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从当代的眼光看，只有在这些分支哲学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可能实现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的高度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也才可能应运而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定，本体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第四，它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形态的哲学更好地对话。马克思通过本体论批判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但马克思哲学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包括自身的话语霸权。坚持开放的学术心态，我们应当承认，现代哲学是多元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伟大的现代哲学，这并不排斥现时代还有其它许多哲学形态。于是，如何与其他形态的现代哲学展开有效对话，就成为一个课题。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思想，可以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对话，提供一个重要维度和新的对话平台。随着人类生活世界发生重大变化，现代西方许多学者自觉地关注人类生存问题，他们“追问存在”，呼唤人文精神，并由此造成了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有：以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奎恩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对本体论问题的新的思索，以卢卡奇、古尔德为代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等等。而另有些学者则对整个本体论研究采取置疑态度。如阿多诺就从“否定的辩证法”角度，特别是概念和对象的非同一性出发，对海德格尔等人的本体论提出了尖锐批判，并断言本体论的批判既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也不打算建立一种虚无的本体论。[20]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对本体论的诘难与辩护、拒斥与重建，是现代西方哲学中旨趣迥异的两种基本倾向。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批判，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展开切实有效的对话。这一方面有助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元哲学的立场、方法来深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把握人类哲学思维发展规律及其时代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批判性吸收现代西方哲学在理论视角、思维方式、方法论等方面的合理内容，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第五，它有助于我们从本体论的高度合理把握当代人类实践与社会。在历史上，对本体论问题域的置换和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与超越，曾是马克思发起和实现哲学史上伟大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所在。从此以后，本体论便成为马克思哲学赖以存在的立论基础之一。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当代人类实践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都有许多新特点。例如，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发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人的实践活动在当代不仅日益全球化，而且在很大范围内和程度上虚拟化。虚拟实践正在崛起为一种崭新的实践形态，并相应地形成“虚拟社会”、“虚拟城市”，“虚拟人生”等。这种情况正从一定侧面改变着人类的生存与活动方式，促进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当代转型，同时也相应带来大量的全新的自然、社会、精神与人性问题。当代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和危机，其中孕育着大量的本体论问题需要加以深刻反思，同时也凝结着大量的经验教训亟需总结。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当代发展既提供了对象性前提和基础，也提供了客观要求和动力。对人类实践中所蕴含的本体问题进行提炼、提升和合理解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创立，它也必将使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继续获得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我们的时代进行本体论批判，需要遵循马克思确立的实践论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按照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既立足于对人的实践与社会实在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与对未来的预测来批判各种本体理论，使本体论更具时代性、实践性，又依据先进的本体论来批判人的实践与社会实在关系的现状和人的实践活动的不合理性，促进人的实践更加合理化。通过合理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既使本体论趋向于合理的实践，又使实践趋向于进步的本体论，使本体论和实践在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基础上展开其有机动态统一的进程，促进人的意志、实践与社会实在关系的健康持续和谐协调发展，促进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超越和人类社会的健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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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词源看，德文的Ontologie、英文的Ontology，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一词，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希腊文中该词字面意义是指关于on的logos，即研究存在的学问。该词在中文中有多种译名，主要有“本体论”、“存在论”、“万有论”、“凡有论”、“存有论”等。此类译名、概念之争，可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杨学功：《“本体论”源流考》，载《人文艺术》（第2辑），查常平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刘远传：《社会本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俞吾金：《马克思本体论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载《哲学动态》2001年第10期；俞吾金：《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4]参见孙正聿：《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作为终极关怀的本体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

    [5]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6]怀特海：《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579页。

    [8]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本体论的批判，可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63页。不过，俞先生对本体论整体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否定马克思哲学含有本体论。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16]参见欧阳康：《论马克思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及其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第69-7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20]参见俞吾金：《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和趋势》，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46-52页；《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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