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校园里斯诺的铜像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诚挚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诞生100周年。1928年，年轻的斯诺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揣着从纽约股票交易中得来的800美元，挎着一架旧柯达照相机，在开往东亚的轮船上当一名临时水手，横渡太平洋，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原打算只在中国逗留6个星期，然后周游世界，却一住就是13年，并一生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划破苍茫的夜色

　　在旧中国，斯诺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中遭受的巨大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写了许多报道文章，把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痛苦告诉各国人民，呼吁西方各国帮助中国，得到的反映却十分冷漠。1936年，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秘密访问陕北苏区。他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和许多报道文章。在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在欧亚大陆肆意侵略扩张，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夜色”，“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吸引了白求恩、柯棣华等许多反法西斯战士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回到美国后斯诺三次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他介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情况。罗斯福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三访新中国

　　1960年后的10年间，斯诺三次访问中国，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社会进步情况。斯诺是中国革命的“报春燕”，中美人民友好关系的铺路人。

　　斯诺始终认为自己对中美两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在20世纪的冷战年代里，他写道：“打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样，并且更为重要。”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期间，美国选出了新总统肯尼迪。在访问中国后，斯诺抱着对肯尼迪新政府可能改善中美关系的热切希望，急忙奔赴纽约，去会见即将上任的新国务卿腊斯克。然而，美国作家约翰·M·汉密尔顿在他写的《斯诺传》中曾对这次会见作了描述：“当斯诺谈他的意见和看法时，腊斯克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一面打电话。过了几分钟，这位已被提名的国务卿突然结束会见，而且也不说以后什么时候再谈。”

　　斯诺十分生气，但他并不灰心。为使美国朝野和广大人民了解新中国，斯诺根据他1960年访问中国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了许多报道文章。他每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作10至12个小时，废寝忘食地撰写《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他不仅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描述新中国在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写出在进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错误。他力图改变他的美国同胞对新中国的种种误解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大河彼岸》出版后，美国有人攻击他，国内也有些人有微词，但许多希望了解中国的没有成见的美国读者则对斯诺的书表示欢迎和好评。美国著名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德·沙利文写信给斯诺说：“祝贺你出色的《大河彼岸》一书，它使我第一次了解到红色中国的另一面……并感谢你对世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1964年，当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时说：你这本书的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

　　斯诺从1962年到1963年在美国各地旅行了15周，在许多大学作了38次演讲，并开了许多座谈会、讨论会，向普通的美国人介绍新中国的见闻。尽管多次遭到敌视新中国分子的骚扰，甚至被迫取消了几次演讲，斯诺仍竭力为增进美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奔走呼号。

　　●最后的岁月

　　斯诺三次访问新中国，总是执著地同中国的领导人探讨解决中美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在前两次访问后，尽管斯诺所写的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报道广泛地发表在西欧、日本的报刊上，但美国的主要报刊却拒绝发表。美国人民依然很难了解新中国的情况。

　　斯诺十分焦虑。1965年访华时，他对毛泽东说：“过去15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实际上一切交往都隔断了，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本人决不相信会最终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毛泽东肯定地说：“历史的各种力量最终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这使斯诺心中略感宽慰。

　　1970年8月，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因长期患泌尿系统疾病刚做过两次手术，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急切地要了解“文革”动乱中的中国，继续促进中美关系，他毅然携夫人抱病前行。斯诺拖着病体，在中国访问长达半年之久。10月1日，斯诺夫妇应邀出席国庆观礼。毛泽东请斯诺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中央，边观礼边交谈。12月18日，毛泽东又请斯诺到中南海的寓所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告诉斯诺，他欢迎左、中、右各派美国人士到中国访问，也欢迎尼克松来，可以作为总统来，也可以作为旅游者来，并请斯诺给尼克松捎个信，中美两国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商谈解决。

　　1971年2月，斯诺回到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家中。1971年4月1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接着，美国《生活》杂志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刊载，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各国报刊的头条新闻。

　　尼克松读了斯诺的这篇报道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

　　眼看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就要打开了，斯诺毕生为之奋斗的历史性时刻快要到来了，然而命运却总是捉弄人。在1971年冬天到来的时候，斯诺却患了胰腺癌，已经是晚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出医学博士马海德率领一个高水平的医疗护理小组，飞往日内瓦接斯诺到北京治病。可是斯诺的病情已不允许他作长时间的高空飞行。斯诺对马海德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心意……我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帮助。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但是，你知道，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我是微不足道的……”

　　在斯诺最后的日子里，中国医疗小组把斯诺的家变成了医院。对他精心治疗护理，使斯诺有大约一周时间显得好转，能够从床上坐起来和大家聊一会儿天。斯诺病危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发特急电报指示斯诺的老朋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飞往日内瓦看望他。当黄华和马海德来到斯诺的床前时，斯诺刚从几天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伸出双手握住黄华和马海德的手，依然十分幽默地说：“好啊！咱们三个老‘赤匪’又凑到一起了。”一会儿，斯诺又昏迷了过去。当他再次苏醒过来时，对黄华说：“你这么远道来看我，我很感谢。但你很忙，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斯诺还对马海德说：“我真羡慕你，1936年我们一块去过苏区，你决定留下来当红军，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

　　1972年2月15日凌晨，当中国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刻，斯诺永远地睡去了。斯诺生前给家人留下一封遗嘱写道：“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那样。”

　　2005年7月19日，在斯诺生前工作过的原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美丽的校园里，远道而来的许多美国友人和斯诺的许多中国老朋友同年轻的北大师生们一起，隆重举行了纪念斯诺百年诞辰的活动，缅怀他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作出的世纪性贡献。人们纷纷来到斯诺长眠的未名湖畔，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束鲜花，心中默默地向他诉说着无限怀念之情。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9月22日 第七版)

1971年,斯诺在瑞士日内瓦湖畔家中工作室

标题书法　梁永琳

　　2005年7月19日，在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由国务院新闻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北京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美国和中国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碧波荡漾的未名湖畔的一座小花园中，几乎所有的北大学子都知道这里安息着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美国记者，他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读过这本书。

　　1973年10月19日，按照斯诺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安葬在这所他曾经担任过新闻系讲师的校园（原燕京大学）里。送花圈的朋友中，有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等等。诚如斯诺夫人洛伊斯所言：“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出新的光芒……我们在这里纪念一位美国人，如他自己所说，他认识了许多国家的好人。而现在，他又回到了他曾从头就亲眼看到一场革命的这个国家，这一革命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而且继续成为世界世世代代的希望的灯塔。他现在安息在北京大学，这个他曾经教育过青年的地方，这个今天的年轻人正在享受着前辈学生的牺牲与斗争结果的地方。愿现在和将来到这里来的各国青年本着给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带来解放的同样的精神来利用这块园地———在这里休息、游戏、学习和劳动，这将是埃德加所希望的。”

　　如今，又是30多个春秋过去，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地上发生的巨变，令世界为之瞩目。但我们同样也有理由相信，若斯诺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相信今日中国之和平崛起在本质上仍是他见证的中国革命伟大发展的继续。当我们静静地站在斯诺先生的墓前，中国革命那波澜壮阔万马奔腾的壮丽景象又仿佛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冒着枪林弹雨，成为报道上海“一二八抗战”第一人

　　像人们一谈到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就自然想到哥伦布一样，一提起《红星照耀中国》，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想到埃德加·斯诺。但人们很少知道，早在1932年的上海，斯诺就以巨大的同情心和人类的良知，为中国抗战鼓与呼。

　　1932年1月28日，五个日本浪人在闸北火车站故意殴打中国贫民，挑起事端，日军以此为借口在午夜发动了战争，“一二八抗战”爆发。

　　在第一时间得到日本人开战的消息后，斯诺火速赶往闸北火车站，找到车站经理程宝成，说：“我刚去过日本舰队司令官盐泽的司令部，他正命令他的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你们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撤离到另一个地方。”程宝成一开始还不相信斯诺说的话，说：“上海市长吴铁城不是已经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了吗？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不会有战争发生的。”“不！日本人已经出动了。我亲眼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开始行动了。”斯诺一边解释，一边拿出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抄来的日本司令官盐泽在几分钟前发给吴铁城市长的简短声明，宣称“日本军队将立即占领闸北和其他中国地区，以便监督中国军队撤退，维护法律和秩序”。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要教训十九路军一顿”。

　　看着几百人拥挤的站台和停靠的机车，程宝成不知所措，但还是听取了斯诺的情报，及时转移了车站的群众和大量机车。不久日军果然对车站狂轰乱炸。据说，程宝成本人也因此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在“一二八抗战”中，斯诺冒着枪林弹雨，多次驱车前往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指挥部采访，第一时间将中国军队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新闻传遍世界。在前线，蔡廷锴将军告诉他：“唯一给日本侵略者的答复就是枪炮！”但斯诺在战壕里看到中国士兵奋力抗战的精神时，他从此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的问题出在政府身上，而不是在人民身上。”

　　★编辑《活的中国》，成为翻译鲁迅作品第一人

　　斯诺是个独立性非常强的记者，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为中国人打抱不平的《中国人“请”走后门》的文章，抨击英国人不让中国人乘坐电梯上班，因此惹火了英国人，致使报社被迫搬家，他本人也因此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察局的头头盯上，指控他是洛杉矶警方通缉的罪犯，上了“黑名单”。而他的另一篇文章《在上海的美国人》，严厉抨击了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的美国人，因此美国外交部的官员说他是“胡编乱造的大师”。而在斯诺和一个美国姑娘约会时，为了救一个差点被火烧死的中国人，他宁可丢了恋人也不顾。正是这一切，斯诺赢得了宋庆龄的信任，并成为终身朋友,斯诺认为是“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他的无知”。

　　正是在宋庆龄的介绍下，斯诺认识了鲁迅，并开始着手翻译鲁迅先生和其他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把中国文学介绍到西方。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鲁迅作为这个“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创作了像《呐喊》、《阿Q正传》等优秀作品。斯诺看到这些作品后，发现鲁迅的作品正是他生活的中国社会的缩影，深刻犀利而现实。于是他决定编选一本鲁迅的英译本的短篇小说选。因为斯诺的中文水平不高，便找到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精通英文的姚克（姚莘农）合作。斯诺觉得鲁迅就是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鲁迅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给我当记者提供了榜样。”

　　在妻子海伦（尼姆·威尔斯）和姚克的帮助下，斯诺终于完成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的翻译工作，并撰写了鲁迅小传《鲁迅———白话大师》。这部书不仅收入了鲁迅自选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论“他妈的！”》、《离婚》等作品。还收入了柔石、矛盾、丁玲、巴金、沈从文、林语堂、萧乾等人的作品以及鲁迅专门写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自序》。遗憾的是鲁迅生前没能看到斯诺翻译的《活的中国》。鲁迅去世后，斯诺参加了追悼会，并撰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为一二九运动“煽风点火”，在日本法西斯面前不再是“中立者”

　　1935年，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北平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把华北和平演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北平危机！华北危机！北平的爱国青年学生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开始酝酿爱国运动，反抗侵略。当时，斯诺作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北平市内盔甲厂13号的家，成了北平学运领导人的“避风港”和集会讨论的好地方。这些青年学生有：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张兆麟、俞启威（黄敬）、龚普生、龚澎、陈瀚伯等等。作为师长和朋友，斯诺和夫人海伦启发爱国学生应该像“五四运动”那样起来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从行走的路线、口号、宣言，到新闻消息的发布、记者招待会等等，斯诺自始至终都亲身参与、策划和组织。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爆发了。斯诺夫妇带领《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的吉米·怀特、合众国际社的麦克·菲希尔等外国记者，手持照相机走在游行队伍前面一侧的最前列，在挥舞刀枪的军警面前保护学生，为游行呐喊助威，并在第一时间将北平的学生运动报道出去，得到了全国大学生的响应和世界的声援。

　　20多年后，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用“煽火”为标题对自己在北平的这段岁月进行了追述。他引用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说：“我没有带燃料来，但期望用雄辩的劲风把火煽起来。”他说：“这一经历使我懂得，引起革命有种种原因，而知识青年对现政权完全失去信心，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这一点恰恰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

　　在这危急的关头国民党由于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因而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而且，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把大批最有才能、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

　　★冒险西行，记录《毛泽东自传》并将长征传遍世界的第一人

　　众所周知，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美国人。毛泽东和斯诺在1936年7月16日开始了第一次长谈。第一次亲密接触后，斯诺觉得毛泽东是一个“很像林肯的人物”，并感叹道：“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7月25日晚上，毛泽东讲述了红军长征的全部经过，斯诺“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向毛泽东提出了为其作传的问题。但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跟他说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毛泽东把革命取得的胜利完全归功为党的正确领导，并向斯诺列举了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等18位领导人的名字。长征的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兴致很高，欣然提笔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并建议斯诺到红军前线采访。

　　前线采访回来后，斯诺经过“好像是在捉迷藏”式的交谈，毛泽东终于答应讲述自己的“个人历史”。连续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在昏黄的烛光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自传”告诉别人。《毛泽东自传》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斯诺因此成了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而毛泽东像口述自传一样讲述的《长征》，也使斯诺成了第一个将长征告诉世界的人。

　　★毛泽东称赞斯诺“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

　　淞沪会战失败后，上海沦陷，中国的抗日战争军用和民用物品都面临极大困难。斯诺感到中国缺乏基础工业，需要建立一些工业的根据地，支援抗战，填补中国经济市场上出现的真空。于是，斯诺夫妇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开始筹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并得到了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的支持。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身份到延安访问，第二次会见了毛泽东。

　　在为斯诺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说：“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先生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红军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斯诺先生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斯诺告诉红军战士们：“战争开始了，我知道，你们最希望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可以使你们欢呼的莫过于保证美国支持你们打击日本。但大家都知道，美国没有完全这么做。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知道美国在不停地支援日本武器，但内心里没有办法否认或减轻这种罪恶……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每一个男女必须学习‘用他的牙、他的手和他的脚来战斗’！”毛泽东带头给斯诺鼓掌。

　　而在斯诺访问延安之前，毛泽东已经把斯诺的建议提交给边区生产合作社代表讨论，采用了“工合”的组织章程。毛泽东还告诉斯诺“工合”有五点益处。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对促进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返中国，周恩来第一次向外国记者阐述中美关系

　　1941年，斯诺出版了《为亚洲而战》，他认为“在亚洲，中国是最值得美国信任的朋友。失去中国，就失去亚洲，甚至失去世界。”而当他从廖承志那里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将皖南事变的真相第一个报道出去。因此蒋介石政府吊销了他的记者特许证，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13年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猖獗，“麦卡锡主义”盛行。斯诺受到迫害，被迫举家迁居瑞士。他愤然指出：“麦卡锡主义是麦卡锡自己的遮羞布。他们患有严重的‘恐共症’，从而也给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幸！”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诺以美国《展望》杂志记者身份第一次来到新中国。8月30日，斯诺得到周恩来的邀请，乘坐火车到北京郊外参观。就在这旅行的火车上，周恩来总理第一次与外国记者阐述了中美关系问题。因当时中美会谈将进行第一百次会议。周恩来告诉斯诺“在中美两国会谈中，在具体问题能够解决之前，首先就要达成原则上的一致，”深刻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不但被中国大陆反对，并且会被台湾的国民党和台湾的中国人民反对。这样的一条道路将不可能导致任何成果，而只会将解决中美关系的事情打成了一个死结”。

　　这年国庆节，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跟斯诺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10月22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并告诉斯诺：“我的确希望我能在还不太老之前，到美国去一趟，在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去畅游一番。但是，华盛顿不可能同意我到波达麦河去的，不过，他们或许会同意我到密西西比河中去游泳……也只是在河口而已。”

　　回瑞士后，斯诺撰写《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斯诺说：“中美两国人口是世界的三分之一，而目前的对峙状态，我认为有理由说是美国似乎应负更多的责任。美国比中国富强多了，1949年的美国的政府和社会很安定，也很安全。在充满各种革命和紧张事件的世纪中，美国并不是一个新兴国家，但美国却首先割断与中国的正式交往。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希望：美国更应该懂事些。”

　　★毛泽东请他给尼克松捎口信，使他成为传递解冻中美关系信息第一人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以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身份第二次访问新中国。这次访问，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他还告诉斯诺自己“很快就要去见上帝去了”，分手时嘱咐说“天有不测风云”。就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那简直是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入侵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绝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

　　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偕同夫人一起第三次访问新中国。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斯诺，并于18日同斯诺进行了重要谈话。毛泽东托斯诺给尼克松捎口信：“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在这最后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告诉斯诺：“35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最后毛泽东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周恩来告诉斯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它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并肯定地说：“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斯诺与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立即引起世界关注，成为头条新闻。日本《读卖新闻》说：“中国又向世界扔出了一颗‘炸弹’，是为了抢先抓住正在变化的世界形势，以极长远的观点下了行动的决心。”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影响之大不仅在美中关系方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也将是超乎想象的。”

　　这次谈话，毛泽东还跟斯诺阐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斯诺也因此成为第一个报道“文革”的西方记者。而这一切，毛泽东也都是像1936年谈“自传”一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斯诺的。

　　★临终之言———我热爱中国

　　1972年2月15日，在尼克松开始他名垂青史的“破冰之旅”前一个星期，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郊区埃辛斯村逝世。临终时，他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并要求把自己的一半骨灰安葬在中国。而他在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专门的中国医疗小组去为他治病。

　　斯诺逝世后，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为一个外国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虽然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斯诺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宋庆龄所言，斯诺“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而尼克松也向病中的斯诺致意，称赞斯诺“为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关系的大桥架设了最初的桥头堡”。

　　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自己了解自己的中国吗？只有了解才会理解，有了理解才会热爱，有了热爱就会感动，我想，这正是斯诺百年纪念的最好诠释。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