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拉体制的确立，带来了一个重大结果，这就是出现一种思想，要中断乃至消灭以色列的宝贵传统——先知。 

    一俟托拉被绝对化，一切归于托拉，当然不能再驾临其上通过先知传达神意了。

    在托拉体制下，先知失去了活动余地。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记述：“……不再有先知”，(《诗篇》第74篇9节)，“自从不再有先知以来……”(《马加比传》上9章27节)。在《塔木德》和约瑟夫斯的史料中也曾记载“从此再也没有先知的声音了”。旧约中先知这个传境就此断绝。这给新约带来巨大影响，因为若从托拉是绝对权威的观点来看，是不会再有体现上帝旨意的耶稣出现的。

    只有托拉的讲解人才具有权威，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准以权威发言。随之也出现一种倾向，即一旦出现“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马太福音》7章29节)，反被认为是冒充者和违抗神的权威的人而予以排斥。

    尽管如此，这种托拉体制究竟在民间渗透到何种程度呢?以斯拉宣读完毕，又一再叮嘱：“要照这样去做”，但果真奏效吗?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宗教常常采取“箴言化”，亦可称之为“格言化”的方式。这就是把律法改换成短小精悍的警句，以渗透给民众。

    犹太教也采用了箴言方式。经常出现采用箴言、格言的现象，是犹太教的一个特点，其目的在于把众多难以理解的托拉，改写成条文、格言，言简意赅，便于理解，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准则。前面提及的约瑟·卡罗所著的《法板》，也采用同样方法，把从《旧约》至《塔木德》的全部教诲归纳成630条，这是15世纪所进行的一次尝试。   

旧约圣经中的《箴言》，外典的《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是采用这种箴言体裁的三部经籍。

 不过，《箴言》的内容并非只取自托拉。其中就有以“阿伊卡的格言”，“阿蒙·瑞·奥佩特节的智慧”等亚述和埃及的格言为素材。实际上，这是集古代东方智慧之大成，因而是颇有价值的文献。

由于它具有国际色彩，犹太教未直接采用，而是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上，亦即在托拉所具有的思想基础上重新编篡的。

可以说《箴言》的趣味性，就在于它把昔日中东人在生活上的智慧，和希伯来的神的观念及思想结合在一起了。

这些为使托拉深入民众，让人们遵守它而撰写《箴言》失，叫做“哈卡米姆”、“科赫列斯”。“哈卡米姆”希伯来文原意是“智者”，即教师。“科赫列斯”即希伯来访qoheleth的音译，有“向集会讲话者”的意思，《传道书》中的传道者，就是“科赫列斯”。他们对民众进行各种教育，起到了支持律法体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