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西蒙·维森塔尔曾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虽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但是他们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维森塔尔对纳粹战犯的持久追捕为他赢得了国际声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划了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等多名纳粹战犯。

    他没有因为各种困难放弃，依靠各种途径寻求资金和帮助，他一步一步开展着追踪战犯和帮助人们反思历史的工作。

    2001年10月，92岁的维森塔尔宣布他将退休结束追踪纳粹战犯的使命，这时候他已经将1000多名潜逃的纳粹分子绳之以法。

    2000年10月25日，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左）出席维也纳Shoa纪念碑揭幕典礼时，在维森塔尔身边俯下身去。Shoa纪念碑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集中营的6.5万犹太人而建立。

    18岁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所写的自传《安妮日记》。曾逮捕安妮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是维森塔尔“猎捕”的。

 2005年1月26日，在庆祝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时展出的一幅摄于1944年的历史照片，片中显示一名妇女被一群纳粹士兵侮辱。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97岁高龄的老人。他的人生已成为一个传奇。他就是被人们称为“纳粹猎人”的西蒙·维森塔尔。二战期间，西蒙·维森塔尔曾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虽然他和他的妻子得以从集中营里死里逃生，但是他们所有的亲人都死了。战争结束后，维森塔尔对纳粹战犯的持久追捕为他赢得了国际声望。他找到了包括一手策划了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的艾希曼，逮捕了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等1000多名纳粹战犯。他的工作直到今天仍然在继续。维森塔尔追捕纳粹战犯的动机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正义而不是复仇。

       虎口余生

　　他和他妻子的大部分亲戚都已经惨遭杀害，一个有着89位成员的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

     西蒙·维森塔尔1908年12月31日出生于乌克兰。当他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后，他的母亲带着全家前往奥地利维也纳生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母亲再婚后又带着维森塔尔回到了乌克兰。

    1928年，少年维森塔尔中学毕业后被位于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工学院录取。但是由于当时对犹太学生的种种限制，维森塔尔最后没能进入这所学校学习，辗转进入了捷克布拉格技术大学并在1932年获得了建筑工程学位。

    1936年，维森塔尔与塞拉·穆勒结婚后进入利沃夫的一家建筑师办公室工作，这一时期他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但是1939年，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这一年，德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很快占领了利沃夫并对商人、工厂主进行“红色清洗”。维森塔尔被迫结束了他的生意，开始在一个弹簧床工厂做机械工。

    当1941年德国取代苏联占领利沃夫后，噩梦开始降临在犹太人头上。他在一名为当地傀儡警察局工作的朋友帮助下，逃过了被纳粹处死的命运，但仍没有逃脱被囚禁的命运。他和家人最初被关押在利沃夫郊外的亚夫斯卡集中营，然后被送到利沃夫火车东站工厂强制劳动。

    1942年初，纳粹德国开始决定对犹太人实施所谓的“最后解决方案”，也就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9月，他和他妻子的大部分亲戚都已经惨遭杀害，一个有着89位成员的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

    由于他的妻子长着一头金发，看起来像是雅利安人，这使她逃过了一劫。维森塔尔和波兰的地下组织达成了一个协议，由他向地下组织提供铁路枢纽的地图，作为交换，他们为他的妻子提供虚假文件，证明她是一个叫做艾琳·克瓦尔斯卡的波兰女人。1942年秋天，她被秘密送出了集中营。在华沙住了两年，她在莱茵地区找到了一份劳工的工作。她的真实身份从未被发现过。

    在德国人开始实施清算之前，维森塔尔自己也于1943年10月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但是1944年6月，他再一次被抓。如果不是苏联红军攻破了德国东部的防线，维森塔尔也许就将死在集中营里了。看守集中营的党卫军明白，如果集中营里没有囚犯的话，他们就要被送上战场。于是，他们决定留下一部分囚犯。当时，集中营里的犯人已经从当初的149000人锐减到34人。这34名囚犯和200名党卫军一起向西撤退。为了增加囚犯的人数，党卫军在经过切尔米克村时把该村的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一路撤退下来，当他们到达奥地利的北部城市莫索森时，只有极少数的囚犯活了下来。等到1945年5月5日美国部队解放这里的时候，体重还不到90斤的维森塔尔正躺在散发恶臭的营地上奄奄一息。

    “当我获得自由的时候，我根本不能移动，甚至被释放一个月以后都不能行走，但是我开始了我的工作。”当许多人尽力想要忘记战争的恐怖回忆时，维森塔尔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一场与“忘却”进行的斗争。

      不懈缉凶

    “600万被屠杀的犹太人是纳粹暴行的见证者。我们的工作也因为缺少活着的证人而变得很困难。”

    等到自己的身体恢复之后，维森塔尔开始为美国陆军战争罪行部门收集纳粹恶行的证据。战争结束后，他又为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以及反间谍兵团工作，并担任一个救济与福利机构———奥地利美国区犹太中央委员会的主席。

    1945年底，他和他的妻子终于重逢了。在这之前，他们彼此都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人世。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波林出生了。

    最初几年，维森塔尔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是1948年以后，美国人看到苏联逐渐变得强大，他们就停止了搜捕纳粹战犯的工作，转而开始进行与苏联竞争。”

    “许多战犯潜逃了。他们用假名住在南美洲。我们有许多情报，但是我们不能根据所有的情报一一追踪，因为我们没有资金。”

    “600万被屠杀的犹太人是纳粹暴行的见证者。我们的工作也因为缺少活着的证人而变得很困难。”

    一开始，维森塔尔以为他的工作可以在几年内就结束。“我那时候太幼稚了，一旦你开始这项工作，你就不可能停下来。”他没有因为各种困难放弃，依靠各种途径寻求资金和帮助，他一步一步开展着追踪战犯和帮助人们反思历史的工作。

    维森塔尔提供的证据在审判战犯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他和其他30名志愿者在奥地利的林茨成立了一家犹太历史档案中心，为日后的战犯审判继续收集证据。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冷战的加剧，双方都对起诉德国战犯失去了兴趣。遭受挫折的志愿者开始放弃。1954年，这个档案中心关闭。它收集的文件被送到了以色列的亚德·瓦希姆档案馆。维森塔尔只保留了一份档案———阿道夫·艾希曼的档案。作为盖世太保犹太部的主管，“最后解决方案”正是由他监督执行的。

    维森塔尔在继续从事着救济和福利工作的同时，还开办了一家为匈牙利等其他国家难民提供培训的职业学校。与此同时，维森塔尔从未放弃对艾希曼的追寻。

    自从德国战败后，艾希曼就销声匿迹了。维森塔尔在集中营时曾经见过艾希曼，上世纪50年代他开始全力搜寻艾希曼的下落。1951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把艾希曼列为最急需抓捕的10名战犯之首。1953年，在得知艾希曼躲在阿根廷后，维森塔尔立刻把这个消息通过以色列在维也纳的大使馆告诉了以色列政府。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收到的情报是，艾希曼藏身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几年过去了，对艾希曼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59年，以色列才从德国方面得知艾希曼化名为里卡多·克莱蒙特的伐木工人藏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维森塔尔回忆道：“1960年，艾希曼的父亲去世了，我就雇了两名摄影师混入葬礼，拍下了所有人。艾希曼的兄弟奥托与其长相酷似，令我产生了怀疑。他看上去与艾希曼那张30多岁时的照片非常相像。任何人拿到奥托的照片，都会认出是艾希曼。”维森塔尔把这张新照片交给了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1960年5月11日晚，就在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车即将步入家门的几分钟内，摩萨德特工迅速将其擒获，并把他送回以色列接受审判。1961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处死。

       猎人战绩

    德国人对纳粹战犯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维森塔尔在其间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受到这个结果的鼓励，维森塔尔在维也纳重新开放犹太历史档案中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中。德国人对纳粹战犯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维森塔尔在其间起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947年，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的发表，一场对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造成的灾难进行的深刻反思开始在德国民众中进行，但是一些极右翼分子却叫嚣《安妮日记》是部虚构的作品。直到1963年，维森塔尔发现了曾逮捕《安妮日记》的主人公、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如铁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在审判席上，西尔伯鲍尔承认：“是的，我逮捕了安妮·弗兰克。”

    另外，维森塔尔还成功地说服了数个国家，对自己国内战后接纳的外国人进行调查，以搜捕二战中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工作、杀害了成千上万无辜人的“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勒。

    犹太历史档案中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这个由三间办公室组成的地方，装修简陋，一共只有包括维森塔尔在内的四名员工。维森塔尔并没有亲自到世界各地追捕纳粹战犯，他主要的工作是收集和分析信息。他的工作得到了来自朋友、同事和支持者的帮助，其中包括德国的二战老兵。他甚至还从前纳粹分子那里得到了情报。

    维森塔尔花费了很多力气去收集他所能够得到的每份文件和记录，也倾听了很多幸存者的叙述。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拥有敏锐的洞察力，有犹太法典编著者的缜密心思，更有调查研究的天赋，他把一条条看似晦涩、不完整甚至毫不相关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分析并找出其中的内部联系，使它们成为法庭上有力的证据。

    但是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德国战犯的名单包括9万多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接受审判。另外还有数千名前纳粹分子并没有被记录在案。另外，说服政府和公众相信和铭记这段历史，是他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自传的最后一段，他引用了一名党卫军在1944年对他说过的话：“你想把集中营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这是对的。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你疯了，甚至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除非他亲自经历，否则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可怕的事情。”

    1966年10月，16名党卫军军官在西德接受了审判。这些人参与了在利沃夫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而其中的9个人都是维森塔尔找到的。

    维森塔尔的自传《我们中间的凶手》在1967年出版。在美国宣传这本书的时候，他又找到了当时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海米娜·瑞安夫人。相关档案显示，瑞安夫人曾经亲自监督屠杀了数百名儿童。1973年，瑞安夫人被引渡回德国。作为一名战犯，她接受了审讯，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维森塔尔的行为得到了世人的尊敬。他被授予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法国的抵抗运动勋章、荷兰自由勋章、卢森堡自由勋章、联合国颁发的帮助难民奖、美国总统卡特于1980年授予他国会金质勋章。可以想见的是，在获得众多荣誉的同时，维森塔尔也收到了很多匿名的威胁和恐吓信。1982年6月，一颗炸弹在他家门前爆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他的住所和办公室都有武装警察保护。

    宽恕之痛

    很多年过去了，维森塔尔现在已经不被自己内心关于宽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历史重演的惟一途径是铭记历史，他比活着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记历史的危险。

    当被问到如此锲而不舍地寻找纳粹凶手是不是出于仇恨时，维森塔尔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故事：当他还是集中营的一名囚犯时，有一次，他被派往一个医院工作。一名护士走来问他是不是犹太人，当获得肯定的答复后，护士命令他跟她走，她需要一名犹太人，任何一名犹太人都可以。

    护士把维森塔尔带到了一个房间，在这个只有一张白色小床和一张小桌的房间里，有一名垂死的德国士兵，他被包裹在绷带中，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护士离开了，床上的士兵要求维森塔尔靠近他的床边，倾听他的自白。“我知道，”士兵说，“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处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注定要死掉。可是有一些经历老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们讲出来。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他21岁，名字叫卡尔，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成年后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加入了纳粹的党卫军。

    “我叫卡尔……战争爆发了，我志愿入了伍，当然是进了党卫队。”

    “但是现在，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

    这个士兵随着自己的部队开进波兰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把数百名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建筑，并运来一卡车油桶搬进屋子。锁上门之后，一挺机枪对准了房门，任何人都不允许出来。接下来，这名垂死的士兵说，“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爆炸声中，“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吞噬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朝任何从火海里逃出来的人开枪。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他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我犯下罪行已经有一年了。我必须给谁讲一讲这事，或许这样能好一些。”他希望得到宽恕，犹太人的宽恕，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可以。

    说到这里，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擦去这些画面。但这个画面永远也擦不去了，白天、夜间、乃至奄奄一息的现在。“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要是没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

    正如维森塔尔自己所说：“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儿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怂恿下成为凶手的人。”

    听到这些事情，维森塔尔心烦意乱，他能够做什么呢？他有权利为卡尔提供宽恕吗？或者这能够减少犹太人受到的伤害和痛苦吗？维森塔尔做出了他的决定，他一言不发。

    这个决定正确吗？他不能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森塔尔反复被这个问题煎熬。他曾经问过他在集中营的朋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人能给予维森塔尔平静。

    数十年过去了，维森塔尔现在已经不被自己内心关于宽容和仇恨的矛盾所煎熬。他明白要避免历史重演的惟一途径是铭记历史，他比活着的任何人都明白忘记历史的危险。他把每一次审判都看成是对仇恨和大屠杀的一种预防。

      永不忘却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维森塔尔颁发勋章的时候说：“西蒙·维森塔尔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避免屠杀重演的事业。

    我们应该加入他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

    经常有人问多年来支撑维森塔尔追捕纳粹分子的动力是什么，《时代》杂志在1964年2月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很好的回答。有一次，西蒙与在集中营认识的一位朋友一起度安息日。这位朋友当时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珠宝商。饭后，这个珠宝商问西蒙：“如果你继续你的建筑业，你现在肯定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西蒙回答：“你相信上帝，相信人死后会重生，我也一样。当我们到另一个世界时，我们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你：“你做了些什么？‘可能答案会有很多。你会说：“我成了一名珠宝商。’其他人可能会说：‘我一直在走私咖啡和美国香烟。’还有人会说‘我建了房子。’但是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们。‘”

    2001年10月，92岁的维森塔尔宣布他将退休结束追踪纳粹战犯的使命，这时候他已经将1000多名潜逃的纳粹分子绳之以法。

    维森塔尔说：“我真正的工作———搜索纳粹战犯———已经结束了。那些我追踪的罪犯已经找到了。我比他们都活得更长。假如还有任何我没有追踪而仍然活着的战犯，现在将他们绳之以法也有点晚了，他们都太老了。所以我的工作完成了。”

    但是，当他认为追踪的工作已经结束的同时，新的不安开始在维森塔尔的心中滋长。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极端组织想要向世界美化纳粹的所作所为。我担心人们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啊。”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给维森塔尔颁发勋章的时候说：“西蒙·维森塔尔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避免屠杀重演的事业。我们应该加入他的事业。我们的良心不能动摇，我们的记忆也不能淡薄。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会重蹈悲剧的覆辙。如果我们要想拥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我们就必须铭记过去的罪行。他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也会照亮整个人类的历史。”

    ■维森塔尔语录

    “寻找历史见证者的工作与逮捕战争罪犯一样重要。”

    “学校教育的沉默、教会毫无原则的宽恕以及家庭里父母对历史的否认将是巨大的失败。年轻的一代必须知道他们上一代拒绝讲述的事情。”

    “这50年来我的所有工作的惟一价值在于向明天的谋杀者发出警告：“你们绝对不会逍遥法外。”

    “为了你们的利益，从我们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吧。没有任何法则规定说下一个受害者必须是犹太人。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我对自己说：“我要寻找的是所有受害者的谋杀者，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我将为正义而战。‘”

    “人类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各种罪行的历史。因为历史会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种防御。通过它，我们能够，也必须建立一个避免重蹈覆辙的防御机制。”

    “我们需要伙伴。我们不能独自和新纳粹分子对抗。我们需要朋友。通过告诉他们历史、谈论犹太人以外的其他数百万人的经历，我们可以赢得朋友。虽然大屠杀是从对犹太人开始的，但它并没有以针对犹太人而结束。”

    “幸存是一种特别待遇，随之而来的还有义务。我永远都在问我自己，我能为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我自己找到的答案（它不一定是每个幸存者的答案）是：我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我想让他们的回忆继续，让那些死者活在记忆里。”

    “除了经常回顾过去，并从过去吸取教训，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如果只是因为想要让后代更容易接受他们父辈犯下的错误而把罪行减到最少，这样毫无意义。”

    “仇恨可以滋生在任何地方，理想主义也会在任何地方堕落成一种病态的残忍。如果仇恨、残忍和现代技术联合起来，任何地方都会变成一个新的人间地狱。”

    “暴力就像野草———即使实在最干旱的地方也不会灭亡。”新京报/撰文/本报记者 马晶 江玮